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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等:超越左右激进主义?(9)

  点击:更新:2012/8/27 23:45:54    来源:共识网    作者:萧功秦 等   

  最近《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对我做了一个采访,他问我为什么对中国保持谨慎乐观,我提出这么几点理由,不知道你们觉得对不对。第一点是中国从大维稳模式到进一步改革,已经有了比较普遍的社会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抄底反弹”的时机


  现在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维权抗争运动,其立场是多方面的,有一些是自由主义的,有一些不是自由主义的,但是,我认为,自由主义的激进化,根本不可能导致你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民粹主义。而且,我从学理上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这个说法。你想左右平衡,但左右平衡的应该是如下两种激进主义:一个是左派的民粹主义,还有一个是国家主义,这是左右的两个极端化形态。右派的激进主义是国家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在你的理论轴心上,你想左右平衡找到一个中道。但我认为,你左右平衡的是:一个是左派的民粹主义(平民大众),再有一个就是极端的国家主义(党国权贵),其实,上述两种在中国已经出现某种合流的趋势,用不着你来平衡了,他们必定是一对孪生儿。而自由主义,尤其是比较成熟的自由主义,恰恰才是中道,是克服未来两种激进主义及其合流的理论武器,因为,自由主义才是中道的理性以及优良、稳固的制度建设的倡导者。我建议你的这个纵轴调整一下,以自由民主宪政为中道,来抑制或克服两种极端: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而你的分析,却把自由主义的激进化视为一种病原,并杜撰出一个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这难免有些糊涂。当然,我知道,你是赞同自由主义的,并把超越的最终指向是定义为自由民主宪政的。但是,从你的著作中来看,它们只是一个远远的愿景,还不是方法论,更不是立论根基,而是一个尾巴,我希望它们能够成为你理论分析的主轴。

  刘苏里:谢谢全喜。你对老萧的第一个质疑,有力量。请穆军先生发言。

  穆军

  穆军:我其实主要是来听的,因为我也不是学界之人,我个人有兴趣。非学界人士跟学界的交流,我可能相对参加的不是很多,其实我完全是站在读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事。萧教授的书能启发很多人,这个书从我自己作为一个读者的角度来看,一个读书人是干什么的,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是他比普通人有知识,或者他创造了新知识,是进步的。其实在以前的传统语境里,谈体制内也是有左右的。

  老周的这个共识网,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一条,要求庙堂江湖之共识,我觉得在这个维度里要求共识,整个现在最重要的,庙堂、江湖里的共识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一个好的知识分子这边有说服庙堂的能力,这边有说服江湖的能力,然后求得庙堂、江湖之双赢,来共同推动国家进步。我觉得这个在是老周兄共识网的应有之意。

  第二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我认为有,比如刚才华生讲得如何做,那我读懂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在这一点上努力工作,体制内有改良的冲动,民间有改变现实的强烈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里还是有工作的空间的。也就是不能完完全全把庙堂江湖对立起来,庙堂江湖对立起来以后,那肯定不是革命就是动荡了,这个情况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讨论共识的问题,可能我个人看重的庙堂江湖之共识,或者如何共识,刚才华生强调如何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的。

  我们还是有一点办法的,改革到底是什么?中国到底下一步向何处去,改革的真实含义是什么?现在众说纷纭似乎说不清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可能说清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你问100个老百姓或者100万的老百姓自由是一个什么词?他保证是说政治术语,关乎意识形态,你们这些读书人每天闹什么自由,又不当吃,又不当喝,往往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我个人认为关于自由没讲清楚,比如我经商以后,我深刻的感受到了自由的可贵。举一个例子,你想改变你个人,你名下的物的价值是跟它的左右活动空间正相关的,也就是说你名下的物的自由空间大,这个价值大,比如你有一台车,有一天不让上街,这个车的七分之一价值已经没有了。这种例子我们经过文革的年代,看的很清楚,比如那个年代老百姓的货币,和官家的货币票面值表面看是一样,深刻是不等值的。为什么?因为你兜里现金的使用半径,远远小于政府兜里钱的使用半径,你兜里的钱只能当生活资料,他兜里的钱不但能当生活资料,还可以当生产资料。也比如你可以买馒头,你不能办馒头工厂,他可以办馒头工厂。也就是你兜里的东西,和他兜里的东西为什么不等值,是因为两边的自由空间不一样。即便改革开放允许人卖一点自留地产品,短途可以,长途就变成不可以了,那时候叫做投机倒把。所以就是人民名下的物和自由度正相关,这个道理是老百姓听懂的。刚才我讲到了现金,这个现金也是一样的,你兜里的现金和官家兜里的现金,由于使用半径不同,内在的含金量也绝对不一样的。

  比如到今天你兜里的钱不能兑现美元,他兜里的钱可以,你兜里的钱不能办银行,他可以。也就是说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你兜里的现金和他兜里的现金还是不等值的,背后的原因也是自由制的原因。如果我们再抽象一点说到这个人,把你抓到监狱里,四平米活动空间你没价值。把你分在劳改农场,你价值升高一点,把你放回大街上你价值更高,比较你拿着护照全球跑,你价值更上了。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的自由度和你内在价值也是正相关。我们老说国有企业改革,企业人、财、物摊到人民身上,人财物的内在价值和自由度正相关,我相信这样给老百姓讲,老百姓都是同意的。为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你想追求你的个人福祉,追求自由,因为你的福祉和自由度正相关。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自由二字并不是学政治学的读书人嘴里讲的,这个东西可以给老百姓讲的很清楚,比如说平等,平等是什么?是你和官家之间的差别,而不是你和你邻居的差别,你的自由度扩大一点,就意味这着你和官家的缩小一点。这样来看,改革是什么意思?就是人们的自由度扩大一点点,所以如果我们这么看改革,中国大有改革的潜力。不断地把暂时人民没有的自由度一点点的还回来,这是我理解的改革的总方向问题,这个总方向问题绝对不是错的,而且这个总方向也绝对不是走到今天才可以停下来的,应该还有很远的道路可以走,也就是人民可以获得的东西还是大有潜力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层次上说,人民可以听得懂,体制内的当国者也能听得懂,改革的总方向就是这个方向。这个时候庙堂江湖的共识很有可能形成,比如刚才崔卫平教授提到大维稳,拿谁都当敌人这个事。其实这个也是能说得清的,比如毛泽东时代大家叫约定俗成,毛泽东时代叫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这个时代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个人觉得这个说的是对的,但是还是表象。更深刻看的是什么呢?毛泽东时代叫斗争哲学 ,邓小平以后叫合作哲学,就是咱们大家别斗了,国际上也别斗了,国内也别斗了,因为财富的创作绝对依赖于合作,不合作创造不出财富。这个我不经商看不出这些问题。

  一部人类的进步史,就是关乎人类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大,这时候人类才进步,所以从这个意义角度来说,我也看中国前进的总方面,我也看它是进步还是倒退呢?我遗憾的看到从02年到12这10年的倒退。这10年的倒退就是从合作哲学,慢慢又变成斗争哲学了,国际上又是美帝国主义牵头向中国布置包围圈,多少年听不到的话又来了,现在是满街阶级敌人这个话又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为读书人,我们应该把这种话讲清楚,这种话讲清楚,庙堂也听得懂,江湖也听得懂,这时候才能求得庙堂江湖之双赢,或者叫庙堂江湖之共识,才能推动国家和民族在正确方面上的进步。

  由萧老师这个书,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其实我们要谈的问题,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刚才华生说了,我也知道华生要强调的是什么?我认为华生刚才说的,可能就是我想说的,我们不能够特别的悲观,你要说乐观,因为我看到前景,只要大家往这个方面努力,庙堂和江湖有可能有共识。比如大家提到的92年到02年的那一段时间,似乎是庙堂和江湖的共识,只不过02年以后开始倒退了,这个是咱们大家都能感受得到的。我只是谈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刘苏里:谢谢穆军。你的比喻很精彩,但我有不同看法。遵守纪律,咱们底下交流。下面请荣生发言。

  江荣生

  江荣生:我跟萧功秦是20多年的朋友了,他的观点我比较清楚,他想追求超越左右,实际上在80年代基本上没有左右,知识分子就是推动改革开放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出现左右?就是改革出了问题。在这大家希望通过不同的方向来找答案。

  第二、我同意笑蜀的说法,就是对激进主义的定义,什么叫激进主义?我的看法就是,我说对激进主义不仅是同情,就是应该怎么来界定它。只要它不是违反法律、宪法的,就应该允许,不存在批判和超越的问题,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希望功秦兄能够考虑这个问题。刚才笑蜀说的极端,这个可能更准确一点,我们反对极端,这个极端是从行动意义上来界定的。

  我刚才也听到华生讲的怎么办的问题,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办的问题?无论是左右,你说他放弃他的理论主张,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从理论到理论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这一点就要回到胡适,就是不谈主义,就谈问题,就解决问题。那么中国存在哪些问题,无论是左的,右的你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你司法公正,我们不叫独立,我们叫司法公正,你当官的不贪污,你把这些问题解决到,找到好的办法来,这就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的主张就是不要从理论来谈,几乎找不到答案,那就是回到实践,就是知道我们中国人要什么?就像我们做生意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把这个生意拿下来,那我们就寻求路径怎么样把这个生意做好。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个人看来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在大中华区已经很清晰了,香港和台湾都是中国人,不去讲什么素质,现在香港、台湾很清楚了,香港经济是自由的,法制是独立的的,现在开始走向民主。台湾经济是自由的,法制是独立的,因此开始有民主了,很清楚我们中国人可以做到,大陆为什么做不到。我们就很清楚,就是要自由的市场经济,独立的法制,然后民主,最后就是一套的选举。无非就是这个,那你告诉我们怎么来实现它,虽然这个目标很清楚,当官的也很清楚,他为什么不做?不外乎三个路径,一个需要有民主,当官的也很清楚我们中国人要什么?他很清楚。那个戴秉国到美国去跟美国人谈中国的最高价值是什么?维持这个现有政权的统治,这个超越了国家的利益,那你想想这个政权是什么?如果是这种价值观,那还有路径吗?这就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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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新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以办理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见长。曾为多起在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进行辩护,所经办案件常因典型、疑难、效果显著而为各大媒体广泛报道。

  长期关注公民隐私权,在业界率先呼吁国家隐私权立法。崇尚知行合一,追求司法公正,曾为东方早报、腾讯新闻、界面新闻等媒体撰写评论。曾多次接受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澎湃新闻、法国国家电视一台、日本经济新闻等国内外媒体的采访或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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