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等：超越左右激进主义？(8)
点击：更新：2012/8/27 23:45:54 来源：共识网 作者：萧功秦 等
最近《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对我做了一个采访，他问我为什么对中国保持谨慎乐观，我提出这么几点理由，不知道你们觉得对不对。第一点是中国从大维稳模式到进一步改革，已经有了比较普遍的社会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抄底反弹”的时机
第三，这是一本负责任的书。作者将自己的看法称之为“新权威主义”也好，“新保守主义”也好，无论如何，作者是有一个宪政民主的前景，而不是没有。他是在设想如何到达这个前景，而不是认为可以原地踏步了。孙立平他们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研究报告里指出，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后来却发展为光摸石头，不过河了，拿掉了阶段论，拿掉了民主宪政的那个愿景。
当然，这个愿景在多大程度上是成立的，是意见一致的，这些都是问题。很可能，对于某些人是成立的，对于另外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立、不具备的。你硬要按上去，让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民主宪政对接，恐怕也不行。去年这个时候温家宝先生在纪念深圳特区三十周年时，提到要将“权力过分集中得不到限制”作为主要矛盾，在提民主时，用的是“民主权利”而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这个背后就是一个宪政民主的思路。
包括其中提倡中道理性的诉求，应该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在知识分子中也会获得相当认同，尽管对于中道理性的具体理解也许有差异。
但是有两个方面，需要提出来就教:
第一，作者所要保守和加以延续的那种力量本身，便是一种激进的东西，不仅在历史上是如此，在当下也是如此。从经济建设方面来说，这种发展主义，唯发展论，是很极端的一种东西。极端GDP主义、极端的利益主义，不见有中道理性的。你看看，千年的村庄，万年的江河，说毁就毁了，毁于一旦，在另外一个方面——维稳方面，也是走得挺远的。“维稳”中有过去“阶级斗争”的思路，敌我矛盾的思路，不同在于阶级斗争是对“地富反坏右”，目标很明确，而维稳可能把任何一个人，都当作潜在的敌人，随时随地都会发展新的不同的对立面。今天上午我们在微博上转一个好玩的帖子，是某个地方上的大标语，叫做“坚决打赢党的十八大保卫战”。猜猜网友怎么跟帖？许多人说“被敌人了”。他怎么可以想象自己正处于四面受敌的状态呢？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这个年代就是一个维稳的年代。就像我们称呼大饥荒年代、文革年代一样，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是维稳年代。维稳是这个年代最大的特色。这个东西，能够成为功秦兄所说的平稳过渡的杠杆，推进社会朝向现实民主的前景，这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
比较功秦兄说的“左”和“右”两种激进主义，这个才是更为激进或者极端的。起码，这是现实的激进主义，而作者担心的那还是潜在的激进。现实的问题是不是更加危险和需要关注？刚才大家也不断谈到，民间的所谓激进力量，到底是问题的表征还是本质，是事情的结果还是原因。
实际上，作者这两方面的说法都有简单化的趋势。尤其是对自由派，其实自由派这两年做的主要的工作，比如一再强调司法独立、新闻监督、公示财产，而不仅仅是一人一票。包括议会民主都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第二，我想质疑的是，作者所说的公民社会，主要是指国家登记的各种法团。
国家仍然保持对于它们的优势，同时在国家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有一个缓冲的地带。这个前景不让人乐观。如果是官方领导下的法团主义，那现在作协、文联各种群众组织，以及不止一个民主党派，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目共睹，那么为什么新弄出来的，就会有意义呢？
无论如何，公民社会应该具有独立的含义，独立的公民社会，或者干脆说独立的社会。这两年我甚至愿意放弃“公民社会”的提法，直接提“社会”或“社会发育”，这样更具有普遍性。
只有能够对于权力形成制约的东西，才有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考虑问题应该从这个出发点才有意义。那么，独立的社会、独立的舆论、独立的大学，司法独立，才有可能对缺少约束的当今权力形成制约。这个独立的社会，也可以说是“平行社会”，它并不想要取代权力，推翻权力，而是与权力相平行，形成监督权力的力量。
刘苏里：谢谢卫平。时间紧，我不多说了。卫平后半部分发言，我觉得很重要。全喜，该你了。请高全喜先生发言。
高全喜
高全喜：功秦教授这本书出版社了寄过来之后，我昨天晚上还认真读了导论，因为你很多的访谈我都在网上看过。由于时间关系，褒扬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基本同意前面各位的看法，功秦教授有一颗真诚的心。下面我只谈谈几个问题。
第一、这本书的书名叫超越左右、寻求共识，超越当然是一个好词，不过，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你在导论部分，区分了右派激进主义、左派激进主义，把它们定义为激进主义，然后你想通过一种中道理性来加以超越。其实，你的超越是有问题的，因为你是一种功能主义的超越，这种超越的意义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左右各派主张，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具有各自的价值取向，由此才形成了所谓的左右各派。你采取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怎么能超越左右呢？人们的思想观点，从立场与制度选择来看，最终可能就只是一个左和右，即使是中间道路，也是有价值取向的，而不是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超越。
超越左右问题在于，你的价值取向是什么？我是从功能、特征，从外在描述路径演绎上予以分析、描述，这就叫超越左右了吗？无论是左派的激进主义，还是自由民主派，他们都有有一套自己的价值取向，有自己的一套路线演进。可能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容纳或吸收了对立面的某些观点，也可能在某些时期采取或激进或保守的观点，但实质上是没有变化的，仅仅是策略上的调整而已，所以，从整体结构上看，依然不外乎左和右。你仅仅是抽象出一个功能主义的阶段论，试图以此超越左右，我觉得方法论上有待进一步探讨。老周他们的共识网，也说要超越左右，达成共识，我要问的是：共识的价值基础、制度基础是什么，假如没有这个，你怎么叫超越左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法论上，左和右的超越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超越，你超越他们的时候是不是有新的价值诉求和制度设置，还是主要从功能上，这样你的这个超越就只是功能主义意义上的了。这一点上你要说清楚。当然，你会说，我的主义是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但王焱刚才已经指出了，你那不是，而是威权主义或后极权主义，荣剑也质疑你的新保守主义，保守的东西是什么，而崔卫平说的就更清楚了，你保守的不过是左派激进主义的革命化制度成果。但你又说最终诉求自由民主宪政，但其中的通道在哪里？你没有说清楚。只是提出了改良主义的过程，过程只是功能，但主义没有贯彻始终。 这也正是别人质疑你的屁股坐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保守什么？革命的那一套形成的专制制度，你保守的是这个东西呢？这个价值取向和制度基础没有具体的展示出来，你这个超越就是外在的、功能主义的。
第二个问题，刚才白夏已经指出了，你的这个考察，对法律制度的分析太少了，固然你是观念思想层面的著作，但为什么会产生各种激进主义乃至民粹主义，是由于三十年来我们的法制进展不大，甚至目前有明显倒退，正是由于法制不彰，致使人民有冤屈无处伸张，尤其是对于国家公权力的法制约束不力，才导致各种激进主义的情绪和举动，而你倒因为果，仅仅是指责激进主义的弊端，这是不公平的，也是缺乏清醒认知的。在我看来，只有法治才能有效抑制左右各种激进主义的极端化，但忽视三十年来的中国法制进程的社会学考察，仅仅分析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我觉得是不全面的，对于你提倡的超越论是一个短板。没有法治，何来超越。国家的经济政策如果没有法治依托，最终不可能得以实施，即便是你大力弘扬的公民社会的建设和民生建设，都是如此。对此，我就不多说了。
第三，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你在你导论中（第5页和第30页）把自由民主定义为一个激进主义的思想派别，更进而得出所谓的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这一点我是不能接受的，而且也缺乏学理的根据。自由民主所诉求的是一种制度，而且根本上就是一种法治与民主的制度。近几年，这种诉求可能表现的外在形式上有些激进的色彩，但为什么会如此，并不是自由民主本身演变成了激进主义，而是外部的社会环境太专制，逼迫人民的依法维权，自由主义的大师洛克，不也主张在特殊的情况下，人民有反抗的权利吗？这里涉及一个目标与手段的关系问题，从自由民主的诉求来看，它诉求的是一个制度，这个制度不可能走向激进主义的狂潮，更不可能成为自由民主类型的民粹主义。
萧功秦：我不反对自由主义，我自己在书中说新权威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亚种，只不过它就是更务实的来寻找一种可操作的走向民主的道路。
高全喜：你这里写的比较少。
萧功秦：现在把我说成是好像我反对自由主义，相反我认为自由主义、新左派恰恰在政治生态当中有它健康的成分在里面，这么重要的一个观点，你完全没有注意到，我是说激进的自由主义。
高全喜：激进的自由主义还是保守的自由主义，它们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都是自由主义，其差别是基于不同的语境或社会环境。有的时候，自由主义明显地表现出妥协、保守的一面，有些时候，自由主义也需要战斗，可能人民要出场，要搞点革命了，这种迫于反动环境的激进自由主义有什么不对呢。就像刚才前面他们几位所说的，自由主义本来是温和的，它们诉求改良主义，心仪英美的立宪道路，搞光荣革命，最后致力于法治、民主、宪制的制度建设，通过人民的协商、投票、议会，来实现改良、进步。但是，现在这种方式走不通了，那在恰当的时期激进一点，促成制度的转轨，对此为什么要反对呢？你在第30页把这种危机说成是来自激进自由主义的挑战，我觉得你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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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新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以办理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见长。曾为多起在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进行辩护，所经办案件常因典型、疑难、效果显著而为各大媒体广泛报道。
长期关注公民隐私权,在业界率先呼吁国家隐私权立法。崇尚知行合一，追求司法公正，曾为东方早报、腾讯新闻、界面新闻等媒体撰写评论。曾多次接受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澎湃新闻、法国国家电视一台、日本经济新闻等国内外媒体的采访或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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