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等：超越左右激进主义？(5)
点击：更新：2012/8/27 23:45:54 来源：共识网 作者：萧功秦 等
最近《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对我做了一个采访，他问我为什么对中国保持谨慎乐观，我提出这么几点理由，不知道你们觉得对不对。第一点是中国从大维稳模式到进一步改革，已经有了比较普遍的社会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抄底反弹”的时机
我认为，从话语策略上来讲，我们都不能再继续讲新保守主义了，不能再为现有的政权提供来自这一方面的合法性支持了。不是因为说，为了经济发展，为了社会的稳定，为了把钓鱼岛拿回来，为了解决南海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继续维持现有的统治秩序，我们不能再讲这样的话了，我们如果再讲这样的话，会被他们所利用。这是我在批评你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里面，始终在强调的一个观点。我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批评，因为这个理论提出来，尽管在现有的执政党意识形态里面，是一个进步，但是这个理论潜在包涵的，还是继续想用这个理论来维护国家主义体制。因此我认为从话语策略上来讲，我们不能讲这个话。以前我跟萧功秦先生私下里交流过，我以前写文章，对国家主义进行了历史的论证，认为它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有一定的正当性，似乎由此反过来可以证明它的合法性。你是在那个时候，也给我扣了一个帽子，把我也说成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我是在听了你这句话以后，我自己心里有一个担心，如果再继续这样写下去，实际上就是对国家主义提供了论证，提供了学术支持。不能这样讲了。这次我和黎安友商定，争取明年3、4月份在哥伦比亚大学搞一个学术会议，召集左、中、右的人士一起讨论，对于这个计划中的会议，我开玩笑说，一个主题就是“只有10年”，没有时间再陪他们玩了。如果这10年还解决不了问题，大家都不要说话了，大家都退出，未来的事情就让80后、90后去做，以他们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戏言，这对执政集团来说，也是个实际的问题，他们也只有十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作为一支理性的力量，要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形成我们的立场，提出我们的话语策略。在20年以前，讲国家主义也好，新权威主义也好，都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但是在20年以后，我们再继续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认为会继续固化现有体制的弊端，我们不能再提供这样的支持，知识分子还是需要有价值判断。
刘苏里：谢谢荣剑。荣剑兄发言的第二部分，我听出了对功秦兄的批评，这可能牵涉到关于“国家理由”和“国家理性”叙述的根本区别。功秦兄的叙述可能更靠近国家理由，而国家理由叙述背后隐藏着强力，而不问国家本身存在的政治正当性、合法性基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从国家理由叙述，到国家理性叙述，中间发生过根本变化，就是从强调国家权力，到追问国家动用权力的道德基础。越来越明确的是，如果国家存在不是为了全民福祉，那维持国家权力的政权的合法性，必然遭到怀疑。下面有请白夏先生发言。
白夏
白夏：我没有看那本书，我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比较同意的就是宪政的问题。合法性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合法性问题在89年以后是非常明显的。那是因为92年的南巡以后，精英和知识分子支持了党的计划，为了发展经济，发展经济以后再看民主问题。萧功秦介绍的这30年以来的发展，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意思，现在你说下一步就是要发展农民生活，现在我想提一个问题，现在发展公民社会有一定的矛盾，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虽然说社会治理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又回到了社会管理，所以现在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有没有这个条件在中国发展起来的。
这几年说了公民社会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是被国家承认的公民社会，谁来决定哪一些集团，哪一些团体可以代表社会的利益集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觉得从89年以来，在这一点上没有很大的进步，反而可能有一些倒退。因为为了发展公民社会，你也需要一个法制的背景，刚才有人说了，这几年法制也有倒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限制激进主义，如果那些人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一些制度化的渠道，没有办法维护自己的利益，你很容易有各种各样的暴力矛盾。不是因为公民的素质很低，这个跟素质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跟制度化的表达渠道有很多的关系。
下一届领导人会不会走向制度化的道路，我有点怀疑，我不敢说。荣剑说了，最近中产阶级国家，这个协议已经到头了，中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开始怀疑党的合法性。如果是这样，所谓的弱势群体无法表达自己的诉求，我觉得我们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目前，为了解决所面对的危机，新一届领导必须实现一个突破性的政策。比方说，要跟表达不满的社会团体进行对话，承认他们所选择的代表的合法性。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对话的对象不是你选择的，而是老百姓选举的。但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突破性的政策，领导人必须有一个很强的合法性：问题是，现在的领导运作的特点是达到共识以后才作决定。问题是，在领导阶层里有很多不同的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不会轻易地牺牲自己地利益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很可能下一个领导人继续选择最不引起矛盾地政策：继续维稳，而不进行突破性地政策。，如果要打个比喻，现在的运作方式有一点像勃列日涅夫，谁都不敢有一个新的政策，都是要得到所有利益集团的共识，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领导人没有什么开拓，我觉得矛盾会越来越重，会有一些爆发。
刘苏里：谢谢老白先生。白夏的发言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老萧在担心左右激进主义的同时，是否应该追问激进是怎么来的，当年托克维尔就说过，中央集权是革命的温床。有请笑蜀先生。
笑蜀
笑蜀：我完赞同刚才黄老师使用的极端主义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更准确，如果用这个概念，书名就应该改一下，我觉得应该叫做超越左右极端主义，我建议把极端跟激进区别开来，我只反对极端，我不反对激进，甚至我本人某种情况下也有激进的成分。极端是什么？极端就是不惜一切手段不计一切代价，只要能乱，乱中求胜就好，它散布的是一种仇恨哲学斗争哲学，只要破坏、不要建设，不要生长。因此我们批评极端主义，本身是一个精神排毒的过程。
但是极端不等于激进，我觉得不论是左的激进，无论是右的激进，都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对激进，首先从策略上讲，并不一定错，是否错要看它所对应的现实情景。现实情景有需要应该激进的时候，我认为激进不是错的，如果现实的情景不需要激进，激进才是错的。判断激进对与错唯一的标准就是现实的情景，离开了现实抽象来谈，这本身就是错。也就是我认为该激进的时候是需要激进的，不该激进的时候是要坚决反对和抵制的，这是我讲的关于激进的第一点。
第二、还有一个情感上的因素要考虑，我认为中国的激进，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集团制造出来的，它更多的是统治集团制造的这种东西的一种创伤性的反映。没有这种社会创伤，不会有那么多的激进，有多大面积的社会创伤，就会有多大面积的激进，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因此在情感上我们必须对他抱同情的理解。把两点合为一点，其实就是把极端跟激进切割开来，坚决反对极端，但是同情地理解和认可激进。
第三、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完，只看了总论。我同意你说的一点，中道理性是什么东西？中道就是讲道理，就是理性，但是在特定的情景当中，理性是没有用的，讲道理是没有人听的。这个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不是你讲的道理，政治是讲力量、讲实力的，如果社会有走向极端趋势的危险的话，我觉得一方面要坚持讲道理，知识分子必须讲道理。但这是不够的，还必须用力量来对抗极端，这就要求反极端的中道理性的社会力量要能够迅速的集结起来，要站出来，起实际的作用，去实际的推动。抽象的讲道理我认为没有多大的意义，必须二者并存。
第四、刚才很多朋友谈到合法性的问题，萧教授反复讲到第三阶段应该是发展公民社会的阶段，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现政权的合法性首先是来自于传统的丛林哲学，就是比拳头大，打天下、坐天下，这种合法性到现在已经变了，没有谁再会去认可他。然后他认为的合法性，不是客观性的合法性，而是他自己认为的新的合法性来自经济增长。但是这个经济增长现在也走到尽头了，因为经济发展都是有周期的。那么前面两个合法性，实际上他们自己认为的合法性都是不存在的。
公民社会实际上是什么？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开始启动公民社会进程，即意味中国开始进入训政阶段。当然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标准的公民社会，而是一种非典型的公民社会，我们中国特有的，而且刚在起步当中、在动态变化过程当中。用西方标准看中国确实很难说有什么公民社会。但是如果用中国的视角、本土的视角度来看，中国确实开始出现了公民社会的力量，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了，这个进程的主要意义首先在于训政。
两方面的训政：一个方面是对公民自己的训练，这个我完全同意萧教授的意见，中国的民间社会没有那种克制、妥协、谈判、对话、协商这种种训练，这是因为中国没有经过公民社会。这个训练只能通过公民社会的进程求得，没有这样的进程就没有这样的训练，就没有这种自组织、自治的经验，这是一个方面的训政。更重要的训政在于，用公民社会的力量对政府进行训政，训政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实际上还可以打一个比方，这个公民社会的进程，就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政府跟人民之间有很多的条约，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法规、法律。这些往往是不平等的，我们都知道它们都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而且精神实质上都是违宪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用推翻、打倒的办法，而是用公民社会的进程去解决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就是一个个地把不平等的条约废除，废除这些不平等的条约同时，重新定一个政府跟人民的契约，我们认为正常的、平等的契约，这才是真正的训政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建立、重新赋予公民权利，即公民自己争回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公民的自我赋权，确定政权的权力边界，在确认公民权利的前提下重新确立政权的合法性。当然这个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结果，一个渐进地通向宪政的过程。这就是我理解的中道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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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新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以办理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见长。曾为多起在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进行辩护，所经办案件常因典型、疑难、效果显著而为各大媒体广泛报道。
长期关注公民隐私权,在业界率先呼吁国家隐私权立法。崇尚知行合一，追求司法公正，曾为东方早报、腾讯新闻、界面新闻等媒体撰写评论。曾多次接受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澎湃新闻、法国国家电视一台、日本经济新闻等国内外媒体的采访或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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