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刘苏里：谢谢黄纪苏先生。纪苏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观察：一个是自由派民粹化，左翼精英化倾向，很有意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前不久我们在一起聊天，也说到中国左翼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功能问题。事实上你发现，我们这个社会本该左翼干的事，基本上都是右翼在干，本该左翼发的声音，右翼却冲在第一线。还有一个就是他讲的知识分子当下应担当讲道理的功能，这个观点很重要。恐怕比讲道理还重要的，是知识人为人民代言的问题。下面请荣剑发言。

　　荣剑

　　我跟萧功秦认识也有20多年了，对他这本书我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当然是比较积极的肯定了。刚才几位学者都已经谈到了功秦兄在学术上的贡献，我也是这么认为，功秦兄是我们目前大学学术圈内少数几个能写文章，能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的学者之一。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从89年以来，我退出大学的圈子之后，实际上一直在观察学者的创作和学术的生产，我对此非常失望。从2003年起，我也一直试图写一些学术的文章，想重新进入学术圈。写了几篇长文，每一篇都有三四万字，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史哲、中国社会科学辑刊这些权威刊物上，玩了一圈以后我觉得没劲。比如在邓正来那里，还给我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但总觉得中国当下流行的学术讨论的方式和讨论的话题，跟中国的现实脱离得太远。

　　萧功秦这几年研究的问题，我认为还是抓住了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比如制度安排，不管以前所概括的新权威主义，还是现在所概括的新保守主义，在我看来，实际上还是抓住了中国制度安排的总特征。这个总特征，我的看法就是国家主义，是国家主义的一种制度安排，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国家主导的社会（市场）发展模式。功秦兄是用新权威主义来概括，还是用新保守主义来概括，都可以，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讲。

　　功秦兄研究的主题是一贯的，这20年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尽管概念上有一些调整。总的来讲，他提出了89年那个时期所形成的一些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判断，就是说，中国在威权体制下，如何向民主制度过渡演进的问题，这是他20年的一个基本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的研究，他充分体现了理性主义的精神。这本书提到了一个“中道理性”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代表了知识分子在研究问题时，应当具有区别于公共话语的一种理性精神。现在社会上看问题充满着情绪化，所谓激进就是一种情绪化。那么，从这一点来讲，萧功秦在这20年来坚持的非常不错，他所研究的问题，他的问题意识，研究问题的方法，充分体现了理性主义的精神。我认为，这是我们在这个学术圈里最宝贵的资源，他把它发掘出来，运用到学术研究中，我觉得非常好。萧功秦对他这几年的研究也做了一个整理，我对他说过，这个东西出来以后，我愿意为他写一个长篇书评，我是把他当作一个学术现象来研究，在学术圈里是一个比较少见的现象。他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出发，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提出一系列的看法，而且这些看法在这20年里面实际上没有过时，这是我第一个判断。

　　第二，我要讲一些反思性的看法。20年过去之后，我们来看你研究的这两个主题，从新权威主义到新保守主义，如果基于反思的立场，是不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生不逢时”。你这两个说法，在这20年里，其实一直没有被执政集团所认可，在党的意识形态系统中没有合法性，虽然这20年来的制度安排，的确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运行的，但是官方的正式语言，传统的意识形态是没有接受你这两个概念，你的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一直处在你自说自话的状态。

　　后来，我注意到你关于重庆模式的总结中，又引用了新保守主义的看法。我在批评重庆模式时，针对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专门有过论述，我对此是不以为然的。我认为，邓的时期不会用你新权威主义的说法，薄的重庆也不会用你所谓的新保守主义。你的整个概念系统，实际上和中国的制度运行是脱节的。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为什么执政集团不会采纳你这种理论上的表述？这就涉及到了我对西学化言说方式的一种警惕，必须和这种西式话语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是我和你经常交流的问题。

　　这就是说，你过于学术的一种话语表达，对中国现实制度的解释是有限的。实际中的中国运行，可能和你讲的是一回事，但是理论和实际又无法重叠，你的理论覆盖不上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重新来看理论的有效性问题。比如刘源重提新民主主义的时候，他就要解决这个理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他的潜在前提是，执政党的理论优势没了，需要重新构建。包括现在所谓的政治儒学，一整套东西都搬出来，也是在找新的说法。在我看来，现在没有一个恰当的理论能够概括我们现有的制度改革，这是非常困惑的事情。大家都在找理论资源。高全喜教授关于清帝退位诏书的重新解读，大概也是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理论解释途径，为专制开辟出宪政提供一种启示。大家都好像在做这样的工作，但能不能把理论创新或理论的重新发现，跟我们现实的变革结合起来，其实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我认为是需要反思的。

　　第三，现在是不是应该放弃新保守主义这一套说法了？这是我对萧功秦先生的一个建议，是不是应该放弃了？是不是写出一篇文章正式宣告新保守主义应该终结了？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整个国家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七月份我去美国的时候，我跟黎安友教授有一个3小时的长篇谈话，黎安友教授提到，他的韧性威权的观点被人双重误解，好像中国的威权化制度可以长期延续下去，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经济还可以有非常可观的发展。黎安友说，他在2009年已经放弃了韧性威权这个观点了。我去美国和他对话以前，给他提了五个问题，我今天不能展开来讲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主要还是涉及到对中国制度的认识和评价，包括马勇刚才讲的合法性问题，说明大家都意识到了，我们现有制度的合法性是存在着问题的。

　　原有的合法性的基础是来源于暴力，所谓“打江山坐江山”，暴力夺取权力就是所谓人民授予，这一套说法，我觉得执政党现在是拿不出手了，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前两天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十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叫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这篇文章挂了几个小时就被删掉了，就在这几个小时里，已经有非常广泛的传播，说明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合法性的问题。

　　合法性问题以前大家好像没有意识到，我在和黎安友的对话中曾谈到，在20年前，是因为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执政党开始了一个合作的过程，为执政党重新建立起一种合法性。在89风波之后的最初几年，知识分子包括中产阶级，对现政权有两个态度，一个叫做话语上不抵抗，第二个叫精神上不合作。但是92年以后，由于这个新的合法性启动以后，精神上它合作了，话语上也合作了，全面的合作的过程。但是，大家注意到2011年以后，这种合作开始发生了断裂，中产阶级和现政权全面的分裂已经开始。黎安友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最大危机还是在于中产阶级和政府的不合作，他从黑格尔自我意识的观点出发，认为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已经产生了这种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包括对合法性的认识，包括对现政权的判断。

　　这个问题在改革第二期、第三期这20年来实际上是被搁置起来了，到现在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这种合作已经不可能再按照以前20年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我认为这个变化大概是我们现在社会发生变革的一个最大的基础，它不是来自于暴民，不是来自于有威胁的群体，而是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已经感觉到的这个社会必须有一个变化，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认知，这个认知会转换成一个有形的物质的力量，这是可以肯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新保守主义和新权威主义，还不能继续搞？我在和黎安友的对话中都提到了，在这20年里面，或者我们把它看作30年，经历了三个领导人，个人的政治领导权威是不断地递减的。世界上所有威权化体制，政治强人退场之后，威权化体制是无法运转的。中国这个已经没有政治强人的威权化体制还有没有可能继续运转下去呢？这是我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可以做多方面的解释。你可以说，中国是一个执政集团在掌控局面，中国的利益集团和中国的执政集团已经高度合一了，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国家主义制度安排还有很大活力，还可以继续用新保守主义或新权威主义的话语来解释这种制度现象。我们现在还要做这样的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