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等：超越左右激进主义？(10)-同道探讨-王甫律师-我辩护

萧功秦等：超越左右激进主义？(10)

点击：更新：2012/8/27 23:45:54 来源：共识网作者：萧功秦等

　　最近《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对我做了一个采访，他问我为什么对中国保持谨慎乐观，我提出这么几点理由，不知道你们觉得对不对。第一点是中国从大维稳模式到进一步改革，已经有了比较普遍的社会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抄底反弹”的时机

　　他的这个说法违背了外交伦理，为了权力置国家利益不顾，这个统治集团还值得信任吗？

　　第一步是从自由开始，现在的状态是有半个市场经济，或者60%，这还很不够，法治基本没有，经济自由还不够，应该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香港就有这些。

　　第二步就是司法要独立，司法独立很重要，标志就是最高法院最大，有关案子的事最高法院说了算，还可以解释宪法。

　　第三步就是民主，要有一人一票的选举。可以分步实施，有节奏地来，但不能不动。功秦说30年完成政治改革，我看不好说，恐怕等不到30年社会就崩盘了，要只争朝夕。

　　三个目标很清楚，如何实现？第一选择是希望出现一个蒋经国式的明君，那样实现国家转型，代价最小；第二个是街头政治推动。威权国家的转型总离不开街头政治的迫压，突尼斯、埃及等等都是如此，台湾也是。

　　刘苏里：谢谢荣生，谢谢！我们的会议大大超时了。我们再请萧功秦先生对大家的发言，做个回应。

　　萧功秦

　　大家讲了很有启发性的看法，还需要我进一步消化，我要把从中获得的启示结合到进一步思考中去。下面让我作点回应。

　　穆军先生刚才谈的一个观点正中本人下怀，他提到重建庙堂与江湖之间的共识的问题，在我看来是说得对极了，这可是重中之重，我觉得事实上也是有可能的。其实，我在这本书要做的，就是希望民间与官方共同探索，形成一种建立在常识理性上的话语，它能超越意识形态，能够让民间和政府之间，也就是庙堂与江湖之间，都在同一话语平台上进行对话，用常识理性来思考中国的未来，我们都是中国人，谁都希望中国进步。我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让大家形成这样一些共识：为什么左与右的激进选择都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坚持保守态度，拒绝改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两极势力的严峻挑战，激进主义者的“再革命”为什么在中国将会是大灾难。为什么重建公民社会是未来中国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民粹主义为什么在没有公民社会的国家会成为灾难巨流，渐进中道改革为什么是最符合执政党与大众的利益的。我这本书想做的是这个工作。刚才穆军先生讲的这一点，正是我的想法。我特别高兴这一点。

　　另外，全喜先生讲的一段话，虽然我并不同意，但其实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他讲的话正好说明在我在书中表述当中有一点并没有说清楚。那就是，我反对激进自由主义，但并不反对温和的自由主义。其实，在我看来，这两种自由主义并不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它们有本质的区别，这一点我在书中没有表达清楚，在这里我要说一下。

　　在我看来，激进的自由主义和温和的自由主义在认识论的基础上是完全不同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主义，认为接受不接受自由主义是道德问题，它认为有一种不证自明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符合人性的好制度，只要拿来就能用，完全不考虑制度需要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我把它称为制度决定论。就如同把民主看作是一件雨衣，好的雨衣穿在美国人身上能避雨，穿在中国人身上也能避雨。这个制度背后的一系列的所需要的条件它完全不考虑，如果谁反对民主，那就是道德上的邪恶，他实际上也是泛道德主义的，卢梭的自由主义就是这种类型，它天生具有激进化的倾向。

　　而所谓温和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中产阶级化的产物，当社会分化出中等收入阶级，这个阶级对自由、法制、社会自治、建立社会协商机制的追求，就自然会超越所谓的道德理念，而是从社会功能需要、从社会整合与不同利益表达沟通的需要出发，要求自由。它是社会分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利益集团之间合理的博弈需要。而激进自由主义，或泛道德自由主义，则完全是反专制意义上的，这两者之间有根本的区别。这一点我在书中没有强调，以后要补充进去。

　　第三点，崔卫平讲的法团主义问题。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就有工会，它表面上看是法团主义的，即政府安排的，但实际上，在我的理论中，它与我主张的法团主义或合作主义（Corparatism）有根本的不同，我把改革以前的工会称之为“超法团主义”，即形式上是具有法团主义特征，由政府派驻在不同企业单位中的，但它只有政府进行政治动员的手段，并不具有法团主义代表不同利益集团与政府协商的功能，它实际上是执政党渗透社会的一种组织手段。和真正意义上威权主义的法团主义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我还需要进一步的表述。

　　第四点，是荣剑先生谈到的一点，我要做一点回应。其实我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在书中是作为中道理性的一种思路而提出来的，（它当然不是哈耶克意义上的新保守主义）但我在最后写总论时，就没有使用”新保守主义”这个词。虽然我在和周志兴先生的谈话中用了新保守主义这个词，但是在总论当中没有，因为总论我是最后写的。也就是我已经意识到，在中国语境中，新保守主义这个词有可能会起到另一种副作用，当这个社会需要进步的时候，你用新保守，容易让民间产生误解，以为你要保守现有秩序，不要改革，或成为官方的辩护士，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在总论中以及书中许多地方，是用“中道理性”来表达原来用新保守主义要表达的东西。当然，我并不是从新保守主义后退了，也不是否定新保守主义，而是找到中道理性这个更能避免误解的概念来表达我的意思。

　　另外，我还要对读者说一句，我只是说要“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而不是反对思想生活中的左派与右派，在我看来，左派、右派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生态中，具有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超越左右的那种激进的极端的思维，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左派、右派在一个合理的文化生态中的客观存在。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荣剑

　　荣剑：我这里补充一句话，刚才很多人都给你建议，你的价值体系、价值倾向要显示出来。功能主义是需要的，在进行功能主义分析时首先保持价值中立，这是非常需要的，是理性主义的原则。但是，这不能掩盖你的价值立场，在关键时刻还是要把你的价值体系表达清楚。我为什么要在比较邓的理论、江的理论和胡的理论时，对江给予了较高评价，是因为江的三个代表理论体现出一种价值理性，是力图向世界文明靠拢。在这个时候，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要不断地讲这个问题，要以自己的价值倾向来影响社会，让人们感觉到这一种迫切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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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甫简介更多>>: 　　北京新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以办理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见长。曾为多起在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进行辩护，所经办案件常因典型、疑难、效果显著而为各大媒体广泛报道。

　　长期关注公民隐私权,在业界率先呼吁国家隐私权立法。崇尚知行合一，追求司法公正，曾为东方早报、腾讯新闻、界面新闻等媒体撰写评论。曾多次接受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澎湃新闻、法国国家电视一台、日本经济新闻等国内外媒体的采访或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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