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等：超越左右激进主义？(7)
点击：更新：2012/8/27 23:45:54 来源：共识网 作者：萧功秦 等
最近《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对我做了一个采访，他问我为什么对中国保持谨慎乐观，我提出这么几点理由，不知道你们觉得对不对。第一点是中国从大维稳模式到进一步改革，已经有了比较普遍的社会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抄底反弹”的时机
为什么左右两翼都在批评执政者？知识分子从左到右没有说当局好的，这才是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大格局下，出现了一些相信政府，认为它可以改革的说法，还是很难得的。
功秦兄有这样的期待，我们也有这样的期待。但社会变革有四种形式，一种叫做改良，改良是在现有的制度和体制上进行修补，改良是现有体系下，制度和体制双重基础上的某种修补，比如说1976年的那一场政变，什么体制都没改，还在坚持十大项目、计划经济，还在坚持那些极端的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把阴谋集团推倒了，上来之后做了某些修改，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这只能是一个改良，虽然社会动作很大，但也是大规模的改良。什么叫改革？就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之后，城乡开始的体制转轨，从计划到市场，但是这些年真正转过来的，我认为是从一个统治经济或者是带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经济转向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中国实际运行轨迹。口头上说叫做从计划到市场，不管怎么样这个经济制度转轨了，体制转轨了这叫改革，好坏先不说，反正它是改革。还有一种形式叫造反，什么叫造反？就差不多是传统的农民革命，打碎重建，把一个现有的制度统统破坏掉，现有的权力结构破坏掉，然后换一个好皇帝，这是一个打碎的过程，是一个造反的过程，毛泽东领导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他恢复了秦始皇式的中央帝制的结构，虽然他名义上没有宣布自己是皇帝，而且在两千年回光返照的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仅恢复了皇权，而且把皇权累加到了神权，就是1966年以后，皇权和神权全集于一身了。这是第三种形式，刚才我说的改良、改革、造反。
接下来是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是制度转轨，一定要换制度，原来是集权体制，现在变民主体制，这才叫革命，或者从一个民主体制，返回到一个皇帝体制，这也叫革命，把一个整个制度都改了。
在这四种过程当中，所谓的改革一般来说是由上而下发动的一个体制转轨，90年以后就没有了。你为何认为今天还会有？还会有的基点是什么？我还没怎么读这本书，也可能你里面说了，我没有看所以我枉加评论。但是从我们的观察上说，改革不再的原因是因为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现有的利益集团是他们非常满意的格局，为什么还要改？
我的最后一段话就是，中国发生一定烈度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个革命不是你愿意不愿意，或者谁鼓动的，都不是，它是一个历史的趋势使然，当权者自己走到了死胡同，今年的情况叫政治死胡同碰上了经济拐点，或者叫经济拐点遇到了今年的政治死胡同，找不出一条出路。沿着维稳、极端暴力统治的路子走下去，可能激起社会的民变以及政权内部激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处在一个高危时期，这个时期的革命很可能是由上到下互动结合的，左右两翼都参与的一个混乱的过程，这个混乱结果可能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但是历史一定要走到这个混乱的状况也没有办法，只好混乱之后，我们清醒的知识分子在，想办法组建一个公民社会，可能没有别的路可走。当然，主动促改，象功秦兄这样，仍然是需要持续努力的，我乐见其成。
华生
华生：我就觉得萧教授难怪要写出一本书，刚才我讲实际上主要是如何，如果说改革已经死了，现在就研究革命，怎么革命，我也不反对，你们就研究革命，别研究改革，改革都死了。宣布改革死了，我要提醒一句，1990年当时我还在海外，那个时候都说改革死了，彻底的死了，那已经不是那么简单的。而且在这一点上我是赞成萧教授的，中国这30年的变化，纵评、衡评都是伟大的，这个你要给人家否认的，你说你代表多数人代表不了，现在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实际上我理解萧教授想说的是什么呢？刚才列举的东西都存在，所谓像这样的一个，从集权体制过来的，他有旧的东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里面有不干净的地方、肮脏的地方，有四世同堂，这是必然的，根本不用去列举，一定会有。如果你要不接受这个，你一开始就去搞革命去，这是必然的一个东西。
现在萧教授里面暗含的是什么意思呢？尽管有所有的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往前走，它可能比现在用一个劣质的民主来替代它要好得多。我理解他是这个含义，但是我也觉得他这个地方要做很多的分析，就是为什么尽管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还是比一个劣质的民主还要强，这个里面他也说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我做这个工作我是相信他说的，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上，从这样一个转变比一个动乱和动乱之后的民主要强。因此我就想加大这个转变成功的可能性去研究如何。因为你做的不好，就像萧教授说的，你都是康有为那样，在100年前全都穿西装是非等着革命不可。首先我们判断，现在这个天不一定是他的，所有补天都是徒劳的，那我们做的工作纯粹是浪费。我赞成萧教授讲的这个，我也是这个判断，就是在中国现在这个阶段上，这种转变比动乱和劣质的民主要强，而且尽管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困难，这个可能性存在，因此就有工作可做，如果我们做好了，就有可能实现这个途径，所以我把重点放在在如何做。
我们去列举这个不好，那个坏，这个东西你不说，逻辑里面全有这个东西，但是怎么办？这个里面实际上暗含着，所有这些结果你已经在朝激进主义去。我最反对的是，你那个逻辑是激进主义的，你干的事情实际上挺胆小，什么都没干，你这个逻辑跟行为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不是鼓励你这么干，我从来是反对这么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更要回到怎么能够推进这个问题上面。因为你现在看，包括在政府里面的人，这不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当年正好分路了，一些人都是我们的同学，想法都差不多，有的人进了政府，有的走的挺好，有的人走的不一样。从下一届开始，实际上跟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是一代人，下乡、文革、改革开放，接受的信息是差不多的，我的信息不在于任何一个人，实际上中国社会将来一定要改变，最主要也是说实际上他这个时代在变成了，这也是整个30年改革最大的功绩，最大的功绩就是把社会给改变了。
刚才讲的合法性，合法性的危机所有人都认识到了，这个不用说，但是差异在这个地方，合法性是有危机，那么现在这个怎么办？在对策、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能看到包括在体制里面，甚至在很上层的人，他的想法某种意义上如果在目标上跟你没有什么区别。你看从某些人的讲话，那么呼吁政治改革，但是你怎么推动他，所以我倒倾向于我们能够研究问题，研究的更扎实一些，我们真正能够推动这个社会向前走，如果我们在这只是重复这些现象，那就没有多大意思了，因为你最后不起多大的作用。
而反过来，所有这些罗列，包括在媒体上、微博上，你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让极端主义跟激进主义，因为很多人没有这么深刻的思考，你把他们煽起来了，煽起来最后的结果你的判断就是这样的，是说动乱加动乱以后，我们重新来收拾这个弱智的民主，或者你说中国人怎么是弱智，那可能就是最强的民族，如果是那个，你就开始干了。
李伟东：我是体改委出来的，所以我多年是支持改革的。
刘苏里：谢谢伟东。华生先生有事先走一步。抱歉伟东，来不及谈听你发言的体会了。黄先生要赶飞机，原本是想请他最后发言。我提前把话筒递给他。有请黄宝忠先生。
黄宝忠
黄宝忠：各位老师很抱歉，因为我是六点半的飞机，我是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在杭州这种场合是做不到的。我虽然做了那么多年出版，我觉得今天确实是一个思想的盛宴，也让我得益不少。我在这里有表示一下感谢，首先感谢萧老师把这本书放到我们这里，我们之间的沟通也比较充分，我就不讲了。第二个感谢共识网的周总，我们能跟你一起来合办这样有意义，有价值的讨论会，作为一个新媒体跟传统媒体的融合，我们要发扬的思想、主张肯定是要放大。事实上更多的是您在这里做工作，包括汉唐阳光，我们事实上也是做一些比较认真的编辑。第三个感谢各位，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聚集在这里，同时作为我来说，虽然我是60年代末的，比较起各位确实是小字辈。
浙江大学出版社是一级出版社，在推动社会的文化建设，或者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我们也是不遗余力的。我自己本人也是一直在校园里面，我也非常渴望能够为社会的建设尽自己的一个本分，虽然我的学问、学术确实跟大家相差太远。在这里我也表个态，我们也希望各位老师能够通过汉唐阳光这个窗口跟我们一起合作，同时我们也希望你们到杭州的时候，一定要联系我。
同时我们浙大出版社这几年在传承文化，跟推进人类文明的一些进步思想方面也做了一些事情，前者我们主要聚集了全球宋画、元画、历代绘画大系。用最尖端的技术把它制作完成，现在宋画全集已经制作完成，明年出版元画全集，接下来可能是历代绘画大系，这设计到经济的一个投入成本，把遗留全球的各个珍惜的画都全部高保存的重新拍摄。
另外我们也在启动中华礼赞，把中国传统文明的礼学，可能初期有三百多种。另外我们也在推动苏格兰启蒙运动，法国、英格兰启蒙运动这个系列来，作为我们中国的一种思想资源，也希望各位在座的老师能够支持我们的工作，也希望你们在丹桂飘香、春暖花开的季节能够到杭州来，谢谢各位。
刘苏里：谢谢黄先生。浙大社这几年“狂飙突进”，出了许多好的学术思想类图书，读书人受益良多。下面请卫平发言。
崔卫平
崔卫平：这是我第一次比较集中读功秦兄的东西，关于这本书我说几句。
第一，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作者有深厚的历史感，他在行文当中不停地把我们拉回30年甚至更早时期走过的不同阶段，检视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他的头脑又是开放的，他个人创造了一些表述，读起来富有活力。
第二，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对社会矛盾的总结概括是有力量的，在揭示矛盾的尖锐性方面是直截了当的，不推诿的，而且在于书中孜孜不倦地在讨论怎么办的问题，通过什么途径来解决问题。人人都知道问题存在，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等到回答“怎么办”时，就会有许多阻碍，思路不畅或者其他不畅。书中提到的防止“左”、“右”两种极端主义的途径，“绝对平均主义”和“一人一票”，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同样没有足够的讨论空间。而功秦兄的这本“问路”的书，再次把人们带到解决问题的维度上来。你可以不同意作者具体的看法建议，但是你可以拿着这本书与人讨论，继续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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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新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以办理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见长。曾为多起在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进行辩护，所经办案件常因典型、疑难、效果显著而为各大媒体广泛报道。
长期关注公民隐私权,在业界率先呼吁国家隐私权立法。崇尚知行合一，追求司法公正，曾为东方早报、腾讯新闻、界面新闻等媒体撰写评论。曾多次接受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澎湃新闻、法国国家电视一台、日本经济新闻等国内外媒体的采访或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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