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等：超越左右激进主义？(2)
点击：更新：2012/8/27 23:45:54 来源：共识网 作者：萧功秦 等
最近《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对我做了一个采访，他问我为什么对中国保持谨慎乐观，我提出这么几点理由，不知道你们觉得对不对。第一点是中国从大维稳模式到进一步改革，已经有了比较普遍的社会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抄底反弹”的时机
我觉得从大量材料来看，还是有乐观的理由，没有必要有焦虑感。我特别要指出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省部级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我认为是有新意的，他特别提出“四个民主”的问题，强调民主的选举，民主的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他还提到了“三个更加”。让中国人民更加充分，更加广泛享受民主，更加注重发挥法制作用，我们的执政者已经意识到民主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乐观的期待。
最近《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对我做了一个采访，他问我为什么对中国保持谨慎乐观，我提出这么几点理由，不知道你们觉得对不对。第一点是中国从大维稳模式到进一步改革，已经有了比较普遍的社会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抄底反弹”的时机。
其次，由于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进入中心的政治精英，要获得他的合法性，就必须符合人们对改革的期待，通过满足老百姓的共同心愿，来重建受到削弱的合法性权威，是政治家的逻辑的需要，也是新精英的必由之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共和国历史上，已经有过两次重建合法性的成功事实，一次是四人帮倒台以后，执政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通过毅然走向改革开放，重建了共产党新的合法性，第二次是九二年南巡讲话，通过重新反左，加快改革开放，来重建执政党的合法性，弥补了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裂痕。现在执政党已经面临重建合法性的第三次时机。应该说，这也是天赐良机了。
第三个理由是，虽然中国现在有许多问题，但绝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知识分子与官员盼望改革，但并不倾向于激进。可以说以中道理性重启改革，是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我在这本书里引用了一位小企业家对我所过的话。他说老百姓要求其实并不高，只不过就是“公平一点，腐败少一点，干部管得严一点，福利增一点”。中国的老百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了，邓小平早就说过这一点，连这样的老百姓都忍不下去，那就是治理者的问题了。
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机会，中国有可能陷入一种“急诊室效应”，在这本书里，我特别提到了什么叫“急诊室效应”。当这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危机时，就如同急诊室有了重症病人，这时激进派与保守派医生就会发生争执，激进派医生说要动大手术，否则病人就没有命了，另外，保守派医生说，不能动手术，因病太重，病人吃不消，无法动手术，只能保守疗法，无论是第一种观点，还是第二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合理的，但是两者正好形成了悖论。
事实上，清末新政时，军机处讨论中国是否应该推行筹备立宪，大臣内部就出现过这种两难性的争论，我把它概括为“急诊室效应”。中国改革一旦陷入到我所说的急诊室效应中去，到了那时，无论采取何种选择都已经来不及了。我想，还没有进入危机中的改革悖论以前，我们应该坚持中道理性，迎接再改革时代的来临。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些东西，今天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在座的都是一些国内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你们的看法与意见对我都很宝贵，我希望我们今天举行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图书发布会，而是一场严肃而坦诚的学术讨论会，我们都能能够从各人的发言中获得良多启示。我就说这些。
马勇
刘苏里：谢谢老萧。我希望接下去的发言，不是只是捧场，我也相信老萧讲希望听到大家的各种意见，也不是客套话。所有赞同的和反对的意见，老萧听了快30年了。书中对未来中国变革和建设，有清晰的思路，那就是必须承认现政权的合法性，在对现有秩序的维护基础上进行，尽管他对执政党的政策有各种各样的批评。
我不想硬性限制每位发言者的时间，这样发言者容易把自己关于这本书或书以外最想说的话说出来，此外，靠自觉。
马勇：我跟萧功秦认识30年了。他后来讲新权威主义，也讲了20年，萧功秦的一些看法其实我觉得还是影响了过去30年的路。因为我们可能在很多的意识当中就觉得历史学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看萧功秦这几十年来，给中国所讲的一些故事和思路，其实他自己讲的都有很深学理背景，在讲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路径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萧功秦在这一点上，将来如果从学术史上来看，可能新历史学派的东西还是积极的去解读现实政策的发展，而并不是书堆里的纯粹自娱自乐，他对现实的关怀还是很值得敬佩的。
我这几天也翻了一下这本书，里面有几篇文章我也看过，有很多的观点，咱们开会见面也讨论过。刚才来的讲的也都是这种观点，都是大家很成型的观点，无论是学术的讨论、理论的探讨，探讨的可能性都非常小，也就是大家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个人不喜欢去争论，我先声明我只讲我自己的看法。
我听萧功秦讲了之后，这里面我想提出几个问题，萧功秦讲了一个现实的中国，其实就是说都很完美了，但是你也讲到再改革，基本的框架就是说发展到今天为止，不论是执政的合法性，还是它的路径、方式，各个方面都因为有中国30年高速增长，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忽略了。这里面其实刚才你讲的时候就在衍生一个问题，当今中国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我们在网上看，好像没有一条按照你这个思路来讲的，都觉得中国现在已经是问题很多了，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下层、高层社会，没有人说中国继续维持这个样子可以坚持下去。中国未来的转型你讲到再改革，再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可行的方针，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讨论，都在讲中国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基本上大家都在维持一个现行的政治架构在往前走。最近这几年我不研究现实问题，我实际关怀的东西也都是旧的历史东西，这几年我做的是近代中国的转型，我再从历史反过来看现在的中国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点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要讲历史上的错误，讲问题。但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转型为执政的感觉，还是处在政权合法性感觉受到质疑，一种很心虚的状态。知识界如果要想对中国政治有一个比较良性的引导，我觉得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政治上有办法，政治上有办法就是旧的遗弃，就是你要引导共产党走向宪政，没有其他路好走。
经济增长，我们现在讲的世界第二，亚洲如何如何，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很长时间不是世界第二的问题，我们很长时间是世界第一，但是他仍然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宪政的架构，可能我们未来所面临的问题，拖30年，再拖30年，90年积累下去都可以拖下去。现在我们社会完全处在一种控制的状态，你开个会，今天早上讲开个十八大很正常了，已经开过十七次了，已经开过90年了，但是仍然是一种很恐惧的战争状态。我觉得这里面缺少一种执政的自信，缺少一种宪政的感觉，执政党不能在宪政的框架当中去引导这个社会的发展，可能中国未来有很多的问题都没法解决。
在讨论当中有一个观点我是很赞成的，经过六四之后20年的波折，其实我们应该想办法重回80年代的改革，80年代的改革邓小平有一个思路，党政分开这是第一步，党政分开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宪政的路，晚清的政治改革，这就是一个党政分开的思路。皇族你不要去介入政府，我称你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就是把这个执政党，他们革命过来的这种权利，给他规范为一种有限的所有权，这种国家的治理、管理应该专业化、职业化，我想这是一种宪政的路径才能解决中国的未来。我听了萧教授讲的我就简单说一说自己的感想，不对的大家批评。
刘苏里：谢谢马勇。马勇上来就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执政党的执政信心问题。其实不需要别人怀疑它执政的信心，它对社会事态发展做出的种种反应就让人感觉到它对自己缺少信心。这或许与它失去一次机会有关。本来那个时代拿枪夺政权有其自然合法性。但之后，应举行一个仪式，让人民确认这场夺权是合法的。它错过了机会。现代以来，暴力夺权的政党只有完成这样一个仪式，执政的合法性才能得到解决。下面该华生先生发言了。
华生
华生：萧教授的观点我以前就比较关注，这是我第一次为出版一本书来参会。我对他的观点从大的方向说比较欣赏，即中国要摆脱左右的激进主义，走一个相对来说中间的这么一个道路。我自己这30多年从事改革，我理解实际上改革就是改良，改革就是改良主义。改良就是认识到有不良，因此要改，但又不是推翻、革命。从这个意义上，对萧教授当时用新权威主义，现在用新保守主义的这个名称我觉得还可以再商量。因为你说改良主义人人都知道，你说新保守主义是什么那人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人们难免要问，什么是旧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旧的有什么区别等等。
我仔细地看了萧教授书的主要部分，特别是总论。总论主要是说为什么要超越左右激进主义，我个人的感觉可能更重要的是如何超越，还不是为什么要。有人可能不同意要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但是我相信萧教授在书里面讲到的，希望能够超避免激进和极端确实是中国现在多数人的愿望。刚才刘苏里，还有马勇讲要实行宪政，这当然很好，问题是怎么和如何实现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执政党不同意，你是准备上井冈山，抛头颅、洒热血？还是怎么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抛头颅、洒热血也靠不住，生命换来的江山为什么让给别人？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怎么做。你是什么主义都可以，但在逻辑上要经得起推敲。
实际上现在的情况就是理论上并没有彻底，只是在宣泄。所以我理解萧教授所担心的，就是在没有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的情况下，宣泄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左、右激进主义。因为知识分子在说话的时候，包括89年的情况你能看出来，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定理性的，但是等到大众起来的时候，就迅速的把这些人全都抛弃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最大的问题，包括萧教授自己也要去回答的是如何超越，如果我们做的不好，结果就会导致左的或者右的激进主义，所以难点和重点是在于如何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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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新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以办理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见长。曾为多起在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进行辩护，所经办案件常因典型、疑难、效果显著而为各大媒体广泛报道。
长期关注公民隐私权,在业界率先呼吁国家隐私权立法。崇尚知行合一，追求司法公正，曾为东方早报、腾讯新闻、界面新闻等媒体撰写评论。曾多次接受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澎湃新闻、法国国家电视一台、日本经济新闻等国内外媒体的采访或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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