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等：超越左右激进主义？(6)
点击：更新：2012/8/27 23:45:54 来源：共识网 作者：萧功秦 等
最近《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对我做了一个采访，他问我为什么对中国保持谨慎乐观，我提出这么几点理由，不知道你们觉得对不对。第一点是中国从大维稳模式到进一步改革，已经有了比较普遍的社会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抄底反弹”的时机
最后再补充一点，我们讲中道理性，我刚才觉得荣剑老师的提醒非常重要，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可能是一个立场，但是我是评论员，也就是我的话语是公共的话语，我不是学术的话语。在公共话语意义上的中道理性，更多的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不能站在给体制帮忙的立场，如果站在一个给体制帮忙的立场，这是对中道理性本身的解构，会让中道理性的空间急剧压缩。第一体制不会买你的帐，第二因为你是帮体制的，你会整个丧失民间道义的优势。所以我想中道理性可能要更多的偏向民间的这样一种中道理性，谢谢大家。
刘苏里：谢谢笑蜀。笑蜀发言的最后一句话，终于说出来我最想听到的两个字，道义。因为你讲到“力量”时，我有点担心，现在力量加上道义就比较圆满了。还有，笑蜀也强调“中道”，从你发言中，我听出陈式中道理论（笑蜀本名陈敏），和萧式中道理论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关乎价值，就是整套说法的落脚点问题。好了，我们请王焱先生发言。
王焱
王焱：我跟功秦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过90年代后大概只见过一两回面。功秦的观点影响最大的还是八十年代末期的“新权威主义”，现在看来，功秦的主张叫“新威权主义”可能更合适一些，因为权威（autorité）与威权（puissance）是两个概念，含义不同。权威是在社会秩序演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依赖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可以不令而行。而威权依靠的却是政治强力和暴力。威权当然也有力量，但是缺点就在于难于持久，老要动员大家都起来维稳才行。
“正当性”是个政治学概念，现在人说的很多，好多人以为是外来的，其实从古到今中国人一直都在讲这个东西。中国古人管这个叫“天与人归”。执政者怎么样就天与人归了呢？古人说要“上本道揆，中依法守，下理人情”。这是三个层次，依照“道揆”行事，我们就有了正当性（légitimité）；依照“法守”行事，我们就有了合法性（légalité），依照人情行事，我们就有了广泛的民意的基础。有了这三个东西，执政者就有了强大的统治基础。当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政治强力也不可少，需要的时候使用一下也未尝不可，比如闯价格关，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但是长期依赖这个东西，恐怕很难长治久安，很难将国家立于磐石之安的基础上。
改革初期，我们相信先富带后富，最终大家都共同富裕。但是实际上就在这个先富的过程中，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了，甚至成为刚性的了，还怎么重新分配这个利益呢？怎么让社会各个阶层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呢？当下中国其实是个多元的利益格局。每一个小官，甚至一个小小的村官，都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别说大官了。这和八十年代改革初期不同，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所有的人都清楚，一个变动，一个改革措施，谁得到了什么，谁失去了什么，所有人的自我意识自我利益都已经觉醒了，这就变成了一个改革的困境了。罗尔斯所说的“无知之幕”现在已经没有了，大家都在一个“有知”的场域里游戏。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固守自己的利益不肯放手，政治正当性就被大量流失掉了。这恐怕也不是谁的主观原因造成的，这是一个客观的政治社会困境。这个困境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法国的思想家托克维尔说的，后来法国学者Francois Furet又加以总结的，叫“贵族不可能，民主没希望”。这其实也是当代中国的困境。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以科层官僚体系中的官僚作为主体的改革。现在官僚阶层希望重建贵族的等级特权之治，让自家的权力与财富能够延续下去，但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几次革命的大背景下，等级特权的正当性已经被革命摧毁了，根本无法也不可能重建，所以现在的很多官是裸官，准备捞够了钱就走掉。官员公布财产的事，炒了很多年也难以实现。但是要走向宪政法治与民主，利益集团、权贵集团见识有限，恐怕也不愿意。加之现在社会还是一个散沙社会，骤然实行民主有可能带来无序。
在这种情境下，一定程度上的多元主义也许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萧公权先生，他当年的博士论文就是论多元主义的。多元主义承认社会的多元利益格局，允许多元表述自身的利益与意志。我们去东亚其他国家一看，比如日本、韩国，到处都写着文教法人、财团法人，这是一种法团资本主义。这个法团的人格化代表起到了类似中古时期的贵族的功能。这种法团资本主义，就是多元主义的社会基础。这样的社会也比较稳定。我们看日本经济衰退了好多年了，但也还是很稳定。
功秦的这本书强调超越左右激进主义。我觉得主要是展现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理想路径。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希望中国能够走上一个通过稳健的渐进的改革，最终达到上层与下层、国内与国际上都能够肯认的那样一种社会政治秩序。但是问题恐怕不完全在于学术界是否能够勾画出理想的一条路径，而在于执政者能否打破既定的利益格局的限制，走出一条改革之路。
有的朋友从国外回来探亲说，现在怎么人人都谈政治，都在谈中国向何处去。这其实就是一种危机的征兆，我觉得问题还不完全像功秦兄说的，知识分子主观意志上是不是受激进主义裹挟。功秦的书里有一个新提法，叫“自由派民粹主义”，这个概念我觉得还欠界定，不然的话就变成了“语词悖论”。即使是维权者，其实他们维权的依据，就是国家颁布的法律。而法律，其实就是文明的器械和稳定社会的基石。要求实现法治的人，无论按照什么标准看，都是偏于保守的人，不能说成是激进主义，更不好说是民粹派。从长远看，偏爱官僚专断（abesolu ministériel）的人，其实才是真正的激进主义， 因为这就是法国革命的重要起因之一。哈佛大学的女政治学家斯考波尔（T.Skocpol）在考察了法国、俄国与中国的革命后认为，革命是发生的（happen），而不是制造的（make）。革命不是召唤出来的，而是客观形成的，按照列宁的说法，是上层下层的人都不愿意照旧那样生活了，既有的秩序就瓦解了。这一瓦解既不是学院中人也不是思想界造成的。
我觉得研究政治有几个层次，一种像政治哲学或者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比如你要是想当罗尔斯，你就去写一本《正义论》；还有一个层次是中层理论，可以上接政治哲学，下联政治实践，这和现实的关系密了一些；还有一个层次是行动者的世界。行动者他要维权，并不是受学院的影响，他自己有一套行动的逻辑。而且学院知识跟政治家的实践知识，其实当中也有很深的鸿沟。你的学院知识特别扎实，也不见得能够指导政治家的政治实践。奥克肖特有一个著名比喻，说政治家就像是在四顾茫茫、漆黑一片的大海上行船的人，没有月光没有星星，也没有罗盘。政治家就要决断到底往哪里走。这个知识不是书本上能教给你的。这要依赖于政治家的直觉、悟性。所以我觉得，应当是每个人认清自己的角色，你是研究政治哲学的，研究社会理论的，或者你是个行动者，每一种角色不同，应当如何也不同。学术界的人所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也许统治者不是没有改革的动力，但是形格势禁，可能是他改不动，是一种客观的困境。
功秦说他是谨慎乐观，尽管当下中国面临许多问题，但中国文明已经走过了好几千年，大饥荒、大动乱，也都走过来了，乐观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要说我们批判了那种左右激进主义就能解决问题，恐怕这只是我们一种主观的愿望。我的感想就这么多。
刘苏里：谢谢王焱兄。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当年的历史。革命激进吗，当然激进。但激进，不是任何人反对革命的理由。人民革命的权利，是反抗权的极端表达，因此，革命也是一种人民表达权。人民表达权的天然合法性，不应被质疑。你没权利质疑。它是内在于人民存在本身的。革命的基本条件王炎刚才说了一个，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列宁谈到革命，还有一条，人民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前不久有人从海外跑过来胡说八道，说什么“计划外的革命”。革命就是革命。谁听说过计划内的革命了？有请伟东，他是从医院赶来参会的。
李伟东
李伟东：功秦兄我也认识20多年了，而且我们去年10月份在四川有一个长达三天的对话。跟功秦兄交流也是很多的，首先祝贺你的书出版，我跟笑蜀差不多是做评论，在微薄上有些碎片化的评论。你思想当中的一个基点我也同意，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要尽可能的中道、理性，在一个可能礼崩乐坏的年代，强调持中和稳妥转型。这个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本份。不可能说知识分子老去鼓动革命、造反和社会动乱，大家不会这样，你这个基本的感性的出发点我是认同的。但是你的理性出发点我有点质疑，这个理性出发点是说，为政府的再改革，呼吁社会理性，抛弃激进。我不知道给你这样定义这本书的中心意思对不对，就是为政府再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让左右两翼的激进尽可能的被弱化，给政府一个再改革的条件。我的质疑在于政府还要不要再改革，改革的呼声现在遍布网络，社会各界都在呼吁。但90以后我们就说改革没有了，大家都公认改革没有了。
现在一年十几万起群体事件，而且越来越暴力，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我认为这不是左右两翼的激进主义带来的，而是政府的激进国家主义带来的。现在真正存在的是政府的激进的国家主义，或者叫极端的国家主义，或者说暴民是暴政的结果，谣言是谎言的结果，这才是那个问题根源。需要批评的是这个国家主义，国家不再这样功利主义好大喜功了，真正关注、尊重和改善民权了，激进主义就会退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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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新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以办理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见长。曾为多起在海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进行辩护，所经办案件常因典型、疑难、效果显著而为各大媒体广泛报道。
长期关注公民隐私权,在业界率先呼吁国家隐私权立法。崇尚知行合一，追求司法公正，曾为东方早报、腾讯新闻、界面新闻等媒体撰写评论。曾多次接受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澎湃新闻、法国国家电视一台、日本经济新闻等国内外媒体的采访或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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