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是囚徒

　　沈阳潘立新案二审2013年1月29日开庭后，已过去二十多天。原以为沈阳中院会在春节前下判，以“让领导过好年”，但至今没有接到二审宣判通知。本案二审审判长柳震法官主持庭审专业、理性，在保障控辩双方充分表达的前提下，其良好的庭审掌控能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知道，刑事案件判决决定权往往在法庭之外，因此，在二审开庭后，我迅速公开了二审辩护词，以期让更多人了解潘立新的冤情。

　　在中国当前刑事司法现状之下，辩护律师如果不臣服于权力，不勾兑于关系，想要为嫌疑人、被告人谋求公平、良好的结果往往不太容易。可能我运气好，从前办理的刑事案件大多都能在法庭上用证据、法律、法理以及良知说服法官……直至我遇到北海案、贵阳案、重庆打黑案，看见聂树斌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我才明白，这个国家的刑事司法体制是何等不堪；我才知道，每一个无辜人的自由和生命多么容易被权力剥夺。

　　沈阳潘立新案，我之所以对皇姑区法院的一审判决怒不可遏、公开批驳，是因为，如果法院无视录像证据证明一个人无罪而刻意给其归罪，将会史无前例地拉低公民的入罪门槛，这样做，不仅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疑罪从无的基本原则，使《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证据的规定完全沦为一纸空文，而且会开创一个比佘林祥案、赵作海案更为恶劣的先例：只要警察认为你有罪，你哪怕有一万份无罪证据也无济于事。因此，如果潘立新被定罪，便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随时面临横祸一般的刑事指控且无任何无罪开释的可能。

　　即使有录像证据能够证明潘立新无罪，但在二审开庭期间，我还是详细询问了每一个被告人，并申请法庭通知唯一曾做出过对潘立新不利证言的证人出庭作证，所有的被告人、证人均当庭陈述：自己没看见潘立新打被害人周洪敏，是警察说录像里有潘立新打人，自己想着警察不可能骗人，才在接受讯问（询问）时各做出一份对潘立新不利的口供（笔录），请注意：是一份，他们均接受了数次讯问（询问），有数份笔录，其他笔录里都说没看见潘立新是否打过被害人。至此，控方对潘立新的有罪指控不仅面临录像的反证，也失去了所有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的证据基础。

　　但是，我们生在一个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整天自诩最为民主、最为光荣、最为正确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曾一度是新闻联播的信徒，但又一次次成为“国情”的祭品。所以，对于潘立新案的二审结果，我无法抱有基本的乐观期待。

　　律师是个忙碌的职业，忙碌到你经常发现：即便是每天二十四小时不睡觉，手里的事情也难以做完。我们本应把精力放在商谈、阅卷、开庭准备、出庭代理或辩护等诸多事务中，但是，逐渐地、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精力被控诉、披露、书写文章所占用，而这些文章大多不是专业上的讨论和分析，相当部分干的是祥林嫂的活。更为不幸的是，祥林嫂孩子被狼吃了，她只用说“我不知道春天里还会有狼”就行了，而我们，经常是手里同时有好几个冤案等待办理，制造这些案件的不仅有狼，还有虫豸虎豹。

　　若司法不为保障人权、主持公道，而变成权力害人的工具，今天在看守所里过年的是潘立新，明天可能就是你，就是我；若法庭能够不遵守法律，而嬗变为长官意志的后花园，今天我们上空游荡的冤魂是聂树斌、呼格吉勒图，明天游荡在我上空的可能是你，游荡在你上空的可能是我。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潘立新未获自由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