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我是 2011年11月29日接受被告人蒙祖玖妻子的委托，担任蒙祖玖的辩护人。2012年1月9日开始，我参加了在贵阳143厂礼堂的庭审。庭审休息时我与蒙祖玖进行了交流，气氛融洽。他没有流露出丝毫对我的工作不满意，更没有要解除委托的迹象。而就在离再次开庭还有四天的时候，我被解除委托了。戏剧性的是，在复庭20天后，蒙祖玖又当庭要求法庭把我找回去。于是，我于7月2日开始，恢复了辩护人资格。
 

　　后来我见到蒙祖玖了解到，一审法院为了使蒙祖玖配合其违法审判，有关法官七次提审蒙祖玖，以威胁和利诱的方式，逼迫蒙祖玖解除了对我的委托。在蒙祖玖当庭要求恢复委托我继续辩护后，一审法院拒绝通知家属，也未通知我本人。当我从他处得知这一消息，于2012年7月2日来到法庭准备履行辩护职责时，蒙祖玖又受到一审法院有关人员的威胁、恐吓，企图继续阻挠我作为辩护人出庭辩护。
 

　　我被当事人解除委托，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2011年的乐清“钱云会之死”案，我与北京律师张凯担任钱成宇的律师。我们依法取得钱成宇亲属的委托后，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履行了律师工作职责，到看守所会见了钱成宇。钱成宇又在亲属签署的委托书上签了名，表示确认委托关系。同时，钱成宇表示此案的一审和二审也委托我们为其辩护，并当面提前签署了委托书。
 

　　后来此案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就被解除委托了。亲属对此有异议，到办案机关去交涉。但是人家出示了由钱成宇亲笔签名的笔录，内有解除对我们委托的内容。据亲属称，一审宣判后，钱成宇当庭高喊委托我们为他上诉。可是二审法院又向亲属出示了钱成宇的笔录，内有不用我们的内容。最后斯伟江律师持亲属委托书去会见，终被阻挡在外。
 

　　刑辩之光
 

　　2010年7月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经过一天的飞机奔波，把我的当事人黄立怡从新疆阿克苏的阿拉尔监狱带回广州。当他们马不停蹄地到达广州中院的法庭时，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法官宣布：黄立怡无罪释放。虽然我没有亲历宣判过程，但是我从黄立怡的哥哥、姐姐打给我的电话中，感觉到了他们的激动之情。黄立怡的哥哥只说了一句话：“杨律师，你成功了！”
 

　　十一年前，二十六岁的黄立怡进了监狱，要不是今天被宣告无罪，他还会继续在新疆大沙漠的监狱里服刑，因为他在11年前被判处的是无期徒刑。十一年后的这一刻，三十七岁的黄立怡必将终生难忘。
 

　　从黄立怡案的纠正来看，刑辩律师的工作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黄立怡案，经过公、检、法三个机关的把关，仍被一审法院错判为无期徒刑；上诉是一个机会，但是被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申诉是最后一次机会，结果又被驳回，而且驳回申诉通知书只有一张纸，没有任何法律分析，不讲任何道理。因此，黄立怡的冤案，如果后来没有律师的帮助，帮他继续不懈地申诉，黄立怡恐怕要把牢底来坐穿。因此，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如果我们这些辩护律师都失去了信心，那些冤案将永远得不到纠正。因为中国的冤假错案，如果不出现死人复活的奇迹，指望司法部门主动纠正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我所办理的刑事案件来看，刑辩律师的执业风险主要涉及调查取证工作和揭露刑讯逼供。
 

　　律师办理案件进行调查取证，这是律师的职责。但是现在恶劣的刑事辩护环境，竟然使得它成了一个问题。许多青年律师被老律师反复叮嘱不要调查取证，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于牢狱之灾。有的著名律师以不调查取证作为经验进行推广。但是，如果黄立怡案不进行调查取证的话，既没有被立案再审的可能性，也没有被宣告无罪的可能性。因此，不调查取证，不是辩护律师的正确选择。
 

　　刑讯逼供必须揭露，而且只有辩护律师有这个条件和能力。揭露刑讯逼供本身不是目的，排除非法证据才是目的。在一个刑事案件中，如果大量充斥着非法证据，而辩护律师竟然视而不见，放任其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而导致错案的发生，辩护律师是失职的。因此，在我们抱怨公、检、法部门制造冤假错案的同时，还应该反思一下，我们作为辩护律师曾经做过什么？ 我们应该继续做什么？
 

　　周泽律师发出“刑辩已死”的哀鸣后，又与全体贵阳案的辩护律师一起，为自己的当事人开始了艰难的申诉。而浦志强律师在重庆的一个法庭上说：“对坏的制度，我们不会忍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