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几年前我到湖南的一个看守所要求会见，案件已经到审判阶段了，按理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可是该看守所说检察院打了招呼，此被告人不能见律师。我去与看守所长理论，所长说你们北京律师会说，我说不过你，我走。说完就上车跑了。此景使得我目瞪口呆。
 

　　最近也是在湖南，陈光武律师去会见一个审判阶段的被告人，看守所告诉他不能会见，因专案组“封监”了。我们听到“封监”这个词感到费解，实在想象不出专案组有什么权力这样搞，也实在不理解看守所为什么要配合它这样乱搞。面对此情此景，我们立即决定采取三项行动：一是向省市有关部门投诉；二是向法院起诉；三是微博直播。经过一番折腾，该看守所同意会见了。
 

　　贵阳小河案一审宣判后，王誓华律师作为一审辩护人前去会见被告人，以便征求上诉的意见。该看守所告知不能会见。问何由？答复说接上级通知。问为何别的律师可以会见？答复说别的律师没上名单，你上了名单。王誓华律师一看名单，果然有一份本案被告人及其律师的名单，名单上王誓华律师和杨学林律师的名字后做了记号。由于我的当事人已经取保候审在外，我就不需要去会见了。要不然，我也会有此遭遇。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申诉阶段的会见问题。律师会见关押在看守所里的被告人，虽然不是那么顺利，但起码是有法可依的，在《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里都有明文规定。但是当被告人被终审判决（裁定）定罪判刑后，他就被送进了监狱，此时如果他仍然不服，想委托律师代理他的申诉，或者他的亲属委托律师代理申诉，律师如何到监狱里来会见他呢？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没有规定。而《监狱法》的所谓“通信、会见”，指的是其第四十八条规定的“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按照规定，可以会见亲属、监护人。”这里也没有说可以会见律师。 另外，司法部《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暂行规定》恰恰遗漏了律师代理提起申诉的会见问题。
 

　　如此一来，申诉阶段的律师会见，无法律保障。
 

　　律师会见，到底是一人还是两人，目前全国各地不一样。《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按此规定，如果被告人请一名辩护人，当然就一位律师会见。再增添一个陪同会见的律师，既无必要，也不经济。近几年来大部分省市均可一人会见，可是还有的地方强行规定必须两人会见。这导致我们在去某地会见之前要先问明白，你们那个地方是如何规定的？以便决定要么两人去，要么到那里的律所请一位陪同的律师。如果你看到有的地方看守所边上的律所铺子打出“陪同会见”的广告，就说明这个地方会见需两人。还有更奇怪的，某直辖市除了一家看守所需两人会见外，其他的看守所均已经可以一人会见了。不知道这一家为什么还在坚持必须两人？
 

　　阅卷难。
 

　　自2008年新《律师法》实施以来，阅卷的问题有所好转，大部分地方都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但是在阅卷的方式及复制的问题上，各地不一。如有的地方规定只能复印不能拍照，而有的地方相反，规定只能拍照不能复印。有的地方只能阅证据卷，不能阅程序卷。
 

　　最近我到号称阅卷改革的广州市检察院阅卷，发现并不是像宣传的那样方便。一是他们分AB卷，所谓A卷就是程序卷，B卷就是证据卷。一般经过预约会先让你阅A卷，而B卷还要等另行通知。也就是说，你想一次搞定是不可能的。二是只能拍照，而且是对着电脑拍照，不给你纸质的卷宗。这就使得复制的卷宗的清晰度大打折扣。我问为什么不可以从电脑直接打印？书记员回答打印的费用不好收，物价局没有批。我又问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优盘拷？没有得到回答。
 

　　现在的卷宗除了纸质材料，还有刻成光盘的视听资料。这些材料，要么只见证据目录上有，不见真家伙；要么有光盘，但是不让复制。北海案经过辩护律师的艰苦抗争，最后法院同意复制。而我与杨金柱、陈光武律师在南昌辩护的一个案子，法院死活不让复制光盘。
 

　　调查取证难
 

　　立法上，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被限制了。《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说：“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按此规定，律师到任何单位去、找任何人调查取证，人家都可以拒绝。现实中证人拒绝律师取证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害怕。我已经经历过不止一个案子，在我找了证人后，侦查机关又去找证人，或者将证人传唤过去。客气一点的是了解证人向律师说了什么，不客气的就威胁证人改变其对律师的说法。
 

　　证人出庭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　　（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但是这个规定几乎得不到执行。控方证人不出庭已经是常态，而不管是不是符合上述四种情况。虽然辩护律师经常以某控方证人未出庭而否定其证言的真实性，但是从来未见法院接受这个观点。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即便辩方自己的证人，也难以获得出庭的机会。贵阳小河案，以全体被告人下跪哭天喊地为代价，才换得少量证人的出庭。
 

　　2011年我与周泽律师在北京丰台法院为一个被告人辩护，我们的十几位证人在法庭外站了两天，法官就是不让出庭。在我宣读了几位证人名单后，法官说这几位证人公安机关已经取过证，所以不用出庭了；我再宣读几位，法官说这几位证人你们律师已经取过证，也不用出庭了；我宣读最后几位证人名单，法官说这几位证人公安和律师都没有取过证，说明不重要，所以没有必要出庭了。当我们提出异议时，法官的法槌敲得震天响。我当时就感叹道：刑辩律师还要有好的心脏！
 

　　庭后，我们联名向有关部门反映审判违法，使得该院再次开庭，全部证人得以出庭作证。
 

　　二审开庭难。
 

　　二审不开庭似乎已经成了惯例。然而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是不应该成为惯例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可见，开庭是原则，不开庭是例外，而且必须符合“事实清楚”的条件。贵阳小河案，在明显的一审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在起诉书57名被告人而判决书变成56人，并未作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在全体辩护律师的一再要求和呼吁下，贵阳中院仍然坚持不开庭。
 

　　我曾经在山东某中院办理过一个二审案子。当我来到法院向主审法官提交了委托手续后，法官把卷宗给我，说你就在这里看一下，马上写出辩护词给我就行了。我说可能一下子写不出来。法官说那你就口头说一下要点，我记一下，形成一份笔录，就等于合议庭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我对这位法官如此轻率又如此坦率非常吃惊。我说我不会如此办案子，我要回去钻研案卷后才能写出辩护词。其实，人家早就打算不开庭了，甚至如何判都已经定了。辩护律师就算花再大的力气写出的辩护词，除了起到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作用外，无他用。
 

　　刑辩之险
 

　　法律风险。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就是著名的306条款。
 

　　我当然不认为律师界是那么的纯洁。律师界，不论是民商事律师还是刑辩律师，由于个人素质、品格和追求的不同，也会出现为实现某种目的而铤而走险的现象。伪造证据，虚假诉讼，教唆证人作假证，这样的律师是有的。但是由于这样的律师往往与司法人员相勾结，外在表现比较低调，所以真正被查出的没有几个。刑法第306条对他们没有实际意义。
 

　　相反，从近几年的几个典型案例来看，被构陷于此罪的恰恰是敢于真辩，敢于较真的律师。这样的律师在办案中积极调查取证，不勾兑，不妥协，他们往往成为公权力的眼中钉，极易成为职业报复的对象。李庄是如此，杨在新等北海四律师也是如此。周泽律师在参加贵阳小河案一季二审辩护时，坚决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绝不妥协，结果被该案的侦查机关列为调查对象。此案案卷中有一本卷宗，就是专门调查周泽律师的。有一段时间，周泽律师的朋友甚至要隔三差五给他打个电话，看看他是否被抓起来了。
 

　　李庄为了给他的当事人辩护，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办案机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当事人被刑讯逼供的问题。由于李庄的较真，惹恼了侦查机关，结果被认定以“眨巴眼睛”的方式触犯了刑法306条，一季被定罪判刑。为了阻止李庄服刑到期出狱，重庆方面又启动了二季，试图以李庄几年前在上海办理的一个孟某的案子，再次追究所谓“漏罪”。我在担任李庄案二季辩护律师的过程中，通过阅卷和调查取证发现，李庄不但一季的罪名是莫须有的，二季的指控也是构陷。而且这两季的指控材料，反而证明了李庄是一个全心全意为当事人服务的好律师。就二季的孟某案来说。李庄接受委托担任孟某的辩护人后，立即于2008年5月4日会见了孟某，并开始查阅案件材料。然后依据法律和事实，为孟某拟定了无罪辩护方案。至2008年7月30日开庭，李庄数十次从北京赶到上海，先后八次会见孟某。其还向法庭提交了45份证据，仅证人就达23名之多。戴某某在2010年8月24日的证言中说：“李庄在法庭表现好，跟之前聘请的律师比起来敢于说话。”朱某某在2010年9月14日的证言中也对李庄的辩护工作给予了肯定：“李庄的辩护才能不错，能够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