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张思之：奉张老师之命见见朋友们，做主讲人不敢当，因为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讲课也少，是混入北大坐在这里。1947年考北大没有考取，北大不要我。现在经过60多年混入北大坐在这里，心情确实有点复杂（现场笑）。来到这里就想跟朋友们一起聊天，聊聊所谓形势。
 

　　最近我们遇到一些情况，我觉得有些话该讲，但考虑到时间，真的不能畅所欲言，有的地方会点一下，有的地方暂时忽略，就重点说一说千帆老师要求我讲的。
 

　　为什么要讲形势问题？最近两件事让我非常激动，一个是在地球的西南，一个在我们的东北。地球西南那个地方，一个伟大黑人以他95岁的高龄走了，全世界190多个国家，有9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去吊唁他，这90多个，有的国家去了多位，美国去了4个，英国去了3个，德国去了2个。一个黑人受到圈内人的尊敬不是偶然的，因为曼德拉的确有他的精神、品格、胸襟与气度，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我很少看电视，但我听了全国哀悼他的新闻，如实地讲，也许是我多情，我流了眼泪，他很了不起，很值得我们学习。在我国东北角有一个所谓的领袖级人物“金XX”，以4天的时间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杀了他们国家的第二把手，也就是他的姑父。我们某部的发言人当天表态“这是人家的内部事务，我们还是要健康地同他们发展贸易关系，希望我们的友谊能够长存。”我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反人类罪”，可以这样杀人的？！四天之内，不管好与坏，张成泽姓张，我不认识也不了解，但他是一个人，不可以用这样的手段消灭他，不可以，金正恩没有权力，谁给你这样的权力？多少反人类罪都被所谓的花言巧语给掩盖了，我有不平之气，心情很复杂。从这里看我们的世界是怎样在堕落，当然我所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
 

　　比如我们有一个名叫“顺其自然”的女士，十几年向一个慈善机关捐献了650万元。我们手段那么高明，15年以来千方百计要挖出这个人是谁，但找不到他。他就是说我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事，不需要扬名，什么不需要，顺其自然，因此我的名字叫“顺其自然”，汇款单上写的是“顺其”、“自然”或者“顺其自然”，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我们有些人横征暴敛，卡车在马路上出事故了，警察、公安局去救援，开口8万元的救援费，半个月没有来领这个车，再加5万，滞纳金8万，这就是土匪，怎么可以这样敲诈？所以比较起来，我们这个世界五光十色，让人眼花缭乱。我想说的话很多，之所以向朋友们提出这些，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思考问题特别是在观察问题时、做出决策时，应当从另外一个视角看这个世界，然后给我们提出问题，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也需要这个世界做什么。我觉得我们自己应当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可能会使我们清醒一些。
 

　　言归正题，讲中国改革首先说明一点，我下面所有的题目都不是完整的从学术角度去说明我的观点的，而是我觉得在这个题目里，目前应当考虑什么或者说缺点什么，我提出来跟朋友们一起研究一下，如此而已。
 

　　中国改革我没法讲，因为我的确学习、研究不够，但我想中国改革的目的性是不是需要这样的界定？--第一，限制公权力让一些人工作的更有效、更好；第二，扩展私权利，让人民大众生活得快乐一些，更好一些。我觉得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思考改革的目的，有些问题我们就有可能解决得更彻底一些或者更直接一些，有这种可能性。我这种想法对不对大家可以商量、可以研究，但我坚持觉得这两条是重要的，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改革构成中不管哪一个环节、哪一个领域，我觉得都需要有重点。比如关于腐败问题的改革，这是十八大以来执政当局治理的重点，好不好？当然好，反腐当然好。但是，它忽略了一个非常主要的重点，那就是官员的财产公示或者财产申报，这个问题解决了，腐败问题迎刃而解，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不能够解决据说是因为它太复杂，复杂不复杂？也可能复杂，但我认为不复杂，问题在哪里？比如县级官员700万，很多很复杂，地级多，省级也多，中央也不少。那好，政治局委员不多吧，二十几个人，你们公示一下可不可以？这还多了，七位公示一下可不可以？七位还多了，第一把手公示一下可不可以？如果有这样的气魄，只要有一个人公示了，公示制度解决了，有什么难的，世界各国很多经验，问题是我们没有抓住这个重点点。这是第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在反对奢华、反对奢侈、反对浪费，要节约要勤俭等，这对不对好不好？对，非常好。但依然有一个重点漏掉了，在这个领域里、在这些方面上没有打掉“特”字，我讲的“特”不是“特权”之“特”，而是“特需”之特。这个“特需”精彩啊，有朝一日若允许我们游行的话，我一定要喊一个口号“我请求喝一口中南海的水”。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那个“特需”从种子开始就“特”了，厉害，真的厉害啊！花了老百姓多少钱，谁统计过，谁敢统计，在这里讲讲也会视为犯罪吗？但谁要给我一个嘴巴呢，这话不能不讲，为什么？因为的的确确是当前我们在这个领域、在这个环境上改革最需要的抓住的重点，这个问题抓住了，别的问题都太好解决了，不是问题。
 

　　我们讲一般的改革，张老师要我讲司法改革。按说司法改革我有说话权，但我的的确确讲不好，因为真的没有研究，我不是不关心，也不是很关心。像张老师报告一下，我有一件事做得可能会让你高兴，上个月我出了一次庭。法官跟我的朋友讲，“他能来吗？（现场笑）要拄拐杖吗？”朋友说看看再说。结果我从上午10点开到晚上7：30，告诉诸位，我精神抖擞！不能这样欺负人，一个工人由于干得好、技术好被提为技术厂长，现在要办一个受贿罪。受贿罪不行，就给一个侵占罪。这个案子7年了，关了人家7年，现在还把人家关着了，该不该去？真的该去，不能走，爬也要爬去。这次到唐山法院引起我对目前司法改革的严重考虑：司法改革必须从审判庭入手。宪法规定得很明确，法院是审判机关，而非别的机关，没让你办法院大学，那不是你干的事，那有教育部。问题是我们现在整个审判过程反映了我们审判制度上的严重缺陷，需要改革。
 

　　一是必须去衙门化。我们的审判衙门气息太严重了，从立案开始会剥夺你的诉权。我们小时候讲“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现在是“衙门口朝官开，没钱没势莫进来”，不想给你，你毫无办法。这太多了，就不讲了。
 

　　二是审理过程必须文明。有几个问题很重要：第一，整个审理过程必须贯彻无罪推定，有两个方面问题给我的印象很深-一方面是薄熙来没有带铐，我们那个小官是戴着铐的，多少年以来都是这样的，我在法庭上为这个事跟法官闹得很不愉快，但我们是这个制度。法庭上最严重的时候把脚镣铐都带上去了。如果按照无罪推定凭什么给我带上。另一方面，法官训被告真的让人听不下去，当时我想到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愿意在这里啰嗦两句。前年在巴黎，那边让我旁听了一个案子，我什么都不懂，你怎么说我怎么听，但有一个场景通过翻译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听到了，他们的女检察官（尽管不是法官）在法庭上对当事人像对待兄弟一样、像对待儿子一样，那么委婉、亲切、温柔，真的是谆谆教导，告诉他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怎么做对他最有利，我很感动。我如实地跟诸位讲，现在的检察官、法官在的专业水平有大幅度地提高，水平比我高，我不如人家，但在这一环上他们真的太落后了，我不敢讲是老师们没把他们教好，但肯定有人没把他们教好，开口就训人，实在是太恶劣了。
 

　　三是非法证据的排除强令当事者提出证据。比如刑讯逼供，你说他刑讯逼供了，请你拿出证据来。有几个人拿出证据来？除非碰到律师，如河南有一个律师叫李奎生很棒，判他有罪是一个冤案，公检法司四家联合起来成立专案组，非把李整死不可，最多是一次给他加了8个罪名，反正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要收拾他，打得一塌糊涂。打到什么程度？打到他在法庭上陈述他怎样被刑讯逼供时，（据说）全场掉眼泪。他捧出被打的血痂，“法官这就是证据。”这个血痂拿上去法官就傻了，证据在那里不好伪造啊，说他伪造血痂很困难。这是碰到了律师，一般的小官哪有这样的技巧和水平？非得要他拿出，他上哪里拿？我的当事人被关七年，被打得一塌糊涂，那个伪证真的很难细说，法院非得让你去拿证据，很不文明。司法改革这一环应当作为重点。
 

　　四是判定文书的规范化、法律化。我们的判决书讲得不好听的话是“不讲理的判决文书”，没有理，老子就这样。这不可以。判决文书的制作应当规范、必须规范，而且应当有法律的制约，这样才行。从另一方面讲，作为法院判决，是代表国家制度的判决，在那里是否应当树立起某种道德规范？是否应当树立起某种社会行为准则？我们有吗？都没有。所以，在这方面应当说缺陷十分严重，需要改。
 

　　五是要去政治化。我用9句话来说去政治化的内容：其一，彻底废除审判机关就诉讼进行的请示报告制度，只要是案子，没有那一说，什么请示什么报告绝对禁止。其二，上级审批不管是哪一类机关一律无效，而且审批入卷备查，口头审批应做记录。其三，审委会最好改为“判例委员会”或者“审判实务研究委员会”，名字都改。现在把名字还保留着，用途改了，这是不行的。比如现在的审判委员会还有一个“司法解释”的权力，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能做司法解释吗？宪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能做司法解释吗？当然不可以。问题是你现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绝大部分是越权的，侵犯了人们的立法权，为什么还要这样的审判委员会？那怎么办？很好办，常委会的所有立法都要求同时制定实施细则，如《刑事诉讼法》出来了，《刑事诉讼法实施细则》相应制定；《民事诉讼法》修救了，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修改细则》同时出来了，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为什么一定要搞这样一个不论不类的玩意儿在这里瞎胡闹？其四是专家在审判中对诉讼的论证一律无效。关于这个问题我不细讲了，因为我旁边几位都是专家，我怕给他们抹黑，真的很不好看，他们的论证真丢脸，我看到了，丢脸。其五，舆情舆论。对于审判、诉讼绝对不允许它有影响或者指导作用。其六，审与判不得分离，不能说这个案子在吉林省，结果判在北京，不能这样。同时审检要分离，这两家不能穿一条裤，两种职能应当互相制约、互相分离，这是其七。其八是严禁专案组办理诉讼。其九，不能用政治口号判案，比如“三个至上”，我早就讲过这个是狗屁，结果事实是这个指导我们。司法改革问题我这就几句话在这里抒发了一下。
 

　　下面讲律师怎么改革，律师需要什么。
 

　　第一点，这一块改革需要一个理论基础，应当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律师法学。这两天我加班拟草了一个框架，因时间关系不能多说，但我希望在座朋友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中国的律师法学应当建立起来。与此相适应的是第二，要建立中国的律师学院，不是律师培训班，律师培训班是另外一回事。这次我不得说由全国律协出面办一个中华全国律师学院，它一定是高于一般法院的，有专业性。比如，是不是应当考虑建立一门学科叫证据心理学，因为关于证据问题现在搞来搞去太复杂了，律师在这里面怎么样把心理学从静态引向动态，与政治法学结合在一起加以研究，我认为有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在律师实务上，而这应当是律师学院的工作，不可能要求每个法学院来都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三是管理制度需要改革，我自始否定所谓“两结合”的管理制度，没有“两结合”，按中国现实来讲注定是大鱼吃小鱼，注定是以大欺小，也就是说注定是司法程序把律师协会吃掉。有人说你为什么搞特殊化，我说不是搞特殊化，而是特权太厉害了，这样就打架了，我们每天不能靠打架过日子，惹不起躲得起，我离开北京律协是因为惹不起了，律师行业必须自治，也只有自治才能搞得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分所的设立，分所设立应该有规则有制度，现在的分所有虚有假，很大部分的律师事务所是为了赚钱，千方百计去赚老百姓的钱，对此我极不欣赏。这还有一个问题，也就是第三点。
 

　　第三点，合作制度管理需要研究。目前很多合伙人是不办案子的，合伙人是老大，往那儿一坐，每个月有多少工资我不知道，反正什么都不做，将近千人养活他，而这些都是大律师、名律师、好律师，如果好律师都干这个，我们的队伍可能就完蛋了，合适吗？讲得不好听，这是一种变相的剥削。
 

　　另外，律协党委书记必须规定为律师，律协党委书记不是律师是不可以的。现在不一样，都是其他人当，他们说党领导一切你服不服。这必须要改。
 

　　再是律协也应该有他自己的NGO，让我们自己干。没有NGO以前我们变相地试着多元化，比如说有关当局允许你在律协之外成立女律师协会，我明天成立一个青年律师协会没有理由不批准我吧？我断定肯定不批准我，但理由呢？所以律师协会的多元化有助于竞赛、有助于互相之间的探讨和提高，没有坏处。我去了几个地方，有几个律协，搞得很好，不同律协分批上来。这是管理制度的改革。
 

　　第四点，在改革过程中应当树立良好道德观念作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提出来了，应当加强律师的职业伦理。但这个问题很多，目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是突出重要的：一是要树立正气，树立正气方面的问题又很多，就我想到的来讲，目前非常重要的，我们律师特别是年轻律师千万不要“跪着办案”，要“站着办案”，我做不了人才，可以不做奴才吧，为什么一定要那么下作、下贱呢？为什么有些女律师要去三陪呢？这是干什么？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能叫律师吗？
 

　　二是不图名不逐利，不考虑狭隘的胜与负。关于名利问题，我昨天晚上想起当年于右任先生讲的两句话，谢天谢地我找到了，他说“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至于荀老夫子讲的“先义而后利者荣，先义而后利者辱”大家都知道，名利不是不重要，不是不可以考虑，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样把握。我说根据目前环境，诸位，宁守清贫，不比逐利，保持平凡，不应低俗。办案可求进入人心，不求写进历史。我们很多名律师办一个名案子说这个案子要写进历史了，我觉得这是第一虚伪。
 

　　三是要提高情操，这方面需要讲的东西更多，限于时间就不啰嗦了，以后有机会讲。但有一句话我很想说一下，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使命感，不要把这个使命感看得那样高、那样神圣，实际上就是根据我的条件、我的可能，我能达到了的最高成就，能够尽到的最大责任，这就是我的使命。有一个老爷爷20年如一日扫太平桥扫了20年，我真的做不到，他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找扫帚，然后上桥，整天扫，一扫20年，结果老人家从他扫的桥上掉下去，很不幸走了。但我觉得他扫桥时承担着一种使命。我们作为律师扎扎实实、老老实实地把案子办好，那可能就是完成我们的使命，不可以低估。
 

　　关于律师实务问题整体上就不讲了，就抽出一个题目来。在律师办案过程中是否应当明确提升律师辩护的作用？律师辩护到底什么作用？有些人说律师不就是在那儿说两句、在那儿吼两嗓子吗？不对，经过这么多年，通过实践，我得出一条：我认为律师辩护的作用应当从三个层次上去思考，一是通过辩明是非、减少冤假错案、实现辩护权的宪法目标，体现审判制度的民主性，从这个层次改，辩护是权利，因为它必须起这样的作用，所以它的的特点在于它拥有说服力。二是通过辩护处理好各种法律关系，重点是维护人权，通过这些去提高法律的权威，同时提升公民守法的自觉性，在这个层次上，辩护是力量，因此它需要感染力。三是通过析理，我们通过析诉讼之理传达法律的浩然正气，有人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命题“法律的浩然正气”，这提得非常好，我们通过这个传达法律的浩然正气，提高法律的魅力，与此同时提升人的情操，从而使相关的事务、使涉及的领域都能够达到真善美统一境界的那种高水平，从这个层次讲，辩护是艺术，因此它有穿透力。
 

　　概括讲，辩护的作用一个是权利，一个是有力量，再是艺术，需要有说服力、感染力、穿透力，怎么达到这一点，可讲之处很多，关键的关键在于：第一，言其所因言，重点是求实，该说的话一定要讲；第二，辩其所当辩，在这里重点是必须具有高超的法庭应变能力；第三，止行不能不止，该打住的要打住，不要再往前迈半步，要有节制，要懂得妥协，妥协是重要的策略原则，但是不可以毫无原则地放弃立场。
 

　　在做这三条时，有一件事、一个问题是我们律师在当前必须给予特殊重视的，又是我们的常识、我们都知道的，那就是加强我们的表达能力。表达无非是两方面，一个方面是演说，口头的，我们的律师在法庭上讲话往往比较随便，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律师，在法庭上讲应当是一种演说，这就需要有丰富的知识、真胸怀，需要有诗的激情、执着的精神，还需要优雅的言语和风姿，包括肢体语言。所以西方大师们讲“演说是道德完美的艺术”，这讲得太精彩了。我承认天赋，有人天生是演说家，咱们北大也有。但是我们不行，我们是凡人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苦练，能练出来，你们信不信？我信，尽管我没练好。另一方面是书面表达，为了扼要地说明问题，我想以辩护词为例，一个辩护词的表达或者写好辩护词，应当做到“以事（事实）为骨，以理（理由、理论）为肉，以情（情操）胜情，以情为筋，重要的是以语言作为血液流贯其中”，骨肉茎的接连需要血液的穿透，语言生动了，辩护词就活了；语言丰富了，辩护词就立住了，有可能长青了，有可能传世了。我很遗憾，真的很不好意思，咱们奋斗了这么多年来了，没有写出传世之作来，无颜见江东父老。但我们真的这么惨吗？真的写不出来吗？我还有点不太服气，真实找就比张思之棒吗？写辩护词我不太服，章士钊给陈独秀写的辩护词放在那里大家都学，我真的不服，但我又真的写不出来（现场笑）。这是我们差的地方，但咱们努力的话，我们能写出来。
 

　　辩词确实应当有独特的语言风格。上个月在苏州开会，两个历史学家、一个作家三个人同时给我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他说“我认为中国律师的辩词应当形成为一种特殊的文体，类如鲁迅的杂感最后形成文体一样。”我说你这样讲，唐诗宋词元曲，到现在是辩词？他说我的意思是这样，因为你们律师的辩护词跟别的文体不一样，如果一样就不是律师的了。我醍醐灌顶，在这方面真的有我们的独创，我们怎么就不行？诸位27岁都不到，以30年为期创出新的文体：律师辩词。
 

　　本来想讲一点风险问题，不能再讲了，我再占一点时间说几句心里话，这是我今天下午特别想到的：北大的学子需要什么，时代对北大学子要求什么？目前我们处在一个教育低迷、很不景气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作为北大的学子最应当考虑的，我认为是恢复光荣北大的优秀传统，而不是别的。蔡元培、胡适之的北大，傅斯年、马寅初掌下的北大，那应当说是中国教育的鲜艳旗帜。1938年至1945年抗战八年多么艰苦，在那样的艰苦环境里，北大是多么的出色，留给我们丰富的遗产，那时真的心向往之，尽管我没有考上，我不恨北大，因为它就是不简单，当时考试自己招生，时间有先后，我先考的两个破学校都考上了再考北大，没话讲，我心服口服没有考上，那时北大真的精彩，因为北大出精神，北大出思想，北大有传统，北大育人才，北大不仅有陈独秀，还有林昭啊！五四的北大、六四的北大、红楼的北大，新青年的北大，那样的传统，留给我们的财富，真的能够让几个所谓的破教育家毁掉吗？我们能咽这口气吗？作为北大的学子，我们要不断地思考问题，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去纠正它、扭转它。前人的经验很丰富，我没有能力做总结，但我体会最深的是六个字：独立、自由、勤奋。陈寅恪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加上他们一行的勤奋读书，我愿意奉献给在座的朋友、北大学子，如果你真的能够掌握住这6个字，那请允许我说：过去的过去吧！试看今朝，千帆竞发好！（掌声）竞发之日，就应是北大重升之时，我觉得北大一定在在座朋友的手中重现光辉，尽管那时我还是在门外做一个偷学的学子。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