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对话贺卫方谈中国宪政争议

　　2013年5月21日，中国《红旗文稿》第10期刊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题为《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的文章，将“宪政”与“人民民主”列为对立概念，前者代表西方，后者是中国现行的制度。该文被形容为向中国国内宪政派学者宣战的檄文。
 

　　此文一出，中国网络上迅速掀起舆论对峙。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次日发表社论声援，指中国要宪法不要宪政，因为宪政就是兜圈子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
 

　　中共中央另一份理论期刊《党建》5月30日刊载署名“郑志学”题为《认清“宪政”的本质》的文章。该文认为“宪政”一词无论从理论概念来说，还是从制度实践来说，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不能把“宪政”作为中国的基本政治概念，以落入其背后隐藏着的“话语陷阱”。
 

　　偏左的“反宪派”观点在网络上引起右派的“泛宪派”激烈批评，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代表也牵涉其中，参与辩论。
 

　　这场围绕中国宪政问题的争议为何在这时出现？价值何在？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被称为“泛宪派”代表人物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5月底来新加坡参加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的学术活动，联合早报网主编周兆呈在5月31日对话贺卫方教授，谈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围绕宪政课题的争议。
 

　　联合早报网： 中国目前出现围绕宪政的各方思潮的争议，您觉得为什么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
 

　　贺卫方：我认为是因为习近平本人在就任总书记以后，所说的话语有一种模糊，左和右都说到。在法治、宪政这一问题上，去年12月4日，他强调过要“必须履行宪法”，履行宪法其实就是宪政，宪法的履行是宪法的生命。他又讲到“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面”，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子中间感受到公平正义，他说到的这些都是宪政方面的话题，让右边的人感觉到很兴奋；接下来他又开始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又说不能否定毛泽东。这是个左右矛盾的说法，其实让两方面都感觉到有点困惑，又让两方仿佛觉得可以抢夺话语权，抢夺滩头阵地，能够把整个的政治话语向自己希望的方向扭转。在十八大前后的这段时间也在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北京各种会都在开，大家都希望能够通过目前的局势去争取未来可以朝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左派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最近的文章也和这样的一个背景有关。他们似乎觉得习近平本人可以成为他们这个方向的带路者。
 

　　联合早报网：所以您觉得这种争议纯粹就是两派思想的交锋，其实和官方没有任何的关系？
 

　　贺卫方：我认为没有多少迹象表明官方最高层已经介入事情中去，尽管官方也有发表如“七不讲”的文件，但这文件好像发下来，到了一定程度，似乎让人感觉又收回去了，所以官方立场态度在这问题上似乎不太清楚。但是很明显现在左派更兴奋，右派更绝望，目前可以这么说。
 

　　联合早报网：现在这种争议的展开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改变？这种争议有什么价值？
 

　　贺卫方：我觉得可能会把问题挑得更明白，到底中国未来的方向是什么。一个“中国梦”可能让大家更多地沉浸在一个昏昏噩噩的梦想之中，除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一种说法是比较清楚的以外，政治制度到底朝哪个方向走，国民的价值追求到底是怎样的方向，似乎谁都不知道。所以现在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最高领导层的观念不大清楚的时候，有这么几个人将问题挑明了，也许有一定的好处。正如我对于杨晓青教授那篇文章的评论一样，我说，这至少让人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兼容的，它需要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如果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么我们能否将宪政同时作为并行不悖的的目标？如果中国要建设一个宪政国家，建设民主国家，我们的方向又是怎样的，困难又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联合早报网：这样的争论会对最高领导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贺卫方：他们可能有一点点要被迫表态的一种感觉。但是今年，我觉得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困难的一年，12月份是毛泽东的120周年诞辰。你知道中国人很重视还历，六十年一甲子，而这是120年，双甲子，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中共中央要用一个怎样的方式去纪念这个活动？如果说进行大规模的纪念的话，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怎么评价？是否应该重新评价，这可能是摆在他们面前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总觉得，今年之内，尽管十月份会开三中全会，好像历史上几次三中全会都特别重要，我觉得今年的三中全会可能会非常模糊，也许会是一个无所作为的三中全会。

　　联合早报网：从外部来看，“习李新政”不久就开始出现思想领域的争论。这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会是一件好事吗？ 还是应该搁置这种思想的争议？
 

　　贺卫方：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搁置已经从邓小平时代开始，搁置了20几年了。邓小平的策略就是不争论。不争论有好处，经济发展能在一个相对简朴、不争论的状态下，把相关政策的价值发挥到最高的一种限度。但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把一些问题讲清楚的时候，邓小平时代的那种做法已经无以为继了。

　　邓小平的那个时候特殊，因为没有网络，只要中国的几大官方媒体不争论，民间在酒席桌上说的争论其实不算什么，没有产生什么广泛的影响。但是今天已经是特别不一样的时代了。网络出现了，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什么样的观点都展现出来。这个时候如果再不把某些事情说得更明确的话，它就会让人们无所适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向也会变得模糊不清。整个共产党的系统，各级官员会觉得说走哪条路是说不清楚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应该让它慢慢地展现出来、说清楚。

　　其实在2003年“胡温新政”的时候，人们是有过一次从希望的高峰到绝望的谷底的经历。但是那个时候毕竟是也许不把问题说清楚，也能慢慢地就这么维持；现在到底能不能维持都是一个问题。章立凡先生在微博上说，“五年看改、十年看埋”，那如果说再不进行强有力、明确的改革，可能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一般的，五年以后如果再没什么变化的迹象的话，也许大家就会真的发自内心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