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第五部分： 抗争的伦理困境
 

　　一、无物之阵

　　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每天惨绝人寰的暴虐血腥事件层出不穷，不断突破大众的心理底线，一步一步在挑战大众的承受力，和提高大大众的情感阀值。作为死伤死难者，或权利受到侵害者，本身就已经很不幸。但更不幸的是，如果作恶者的手段缺乏创意和想象力，或者事后维稳的手段没有敢于罔顾常识、挑战大众智商的横行霸道，已经无法刺激大众日渐麻木的情感，苦难也将引不起任何关注。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任何再小的公权侵害民权事件，都会被舆论煞有介事的提升到庄严的权利高度。但在这个变态、畸形的国家，权利侵害案件，已经完全被扭曲为一种暴虐、邪恶审美的谈资了。微博传播的便利，富集了司法黑暗、官场贪腐、强拆强征烽火和各种黑恶的暴虐，和权力、金钱、美色相关的信息，因其八卦色彩，占据了大部分公共眼球，同时也模糊了大众对其本质的认知。普通人的权利的被侵害控诉和权利主张，要想成为谈资，要想获得广泛的公共关注，只有一条途径：比惨。但往往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当公民的所有权利救济渠道被堵塞后，舆论压力就成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微博也因此承载了不堪负荷的苦难重负。更变态的是，救济渠道的堵塞，抗争的无效，和网格化维稳带来的恐惧感，慢慢地将大众引向了一场自觉的道德纯洁运动。一个抗争事件的焦点，往往轻易就被模糊，引向谁在细节上更接近真相，当事人在道德上谁更纯洁、谁更无辜，参与评议者谁更理性、中立、客观。本该指向公权的力量，轻易地就转移成了民众之间的互相道德杀伐，理中客们竞相在争论中，纠缠于无关事件本质和解决之道的琐碎细节，展示智力和道德的双重卓越，以便超越于庸众。这种道德自觉、自纠运动，在本质上是对权力的下意识驯服和恭顺，对民间自治意识的恶毒阉割，无疑和“以德治国”的主旋律非常合拍。

　　但为那些Son of bitch智力和道德所不及的是，当权力的战车隆隆驶过，它可不管你是好人还是恶棍，一样毫不留情地碾过去，几率大体相同，差别只在运气。公权力侵害一个好人，或者一个混蛋，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本质差别的。如果要说有差别，当然只是效果上的差别，即引起了多少伸着鸭脖子的看客的蜚短流长而已。这些长颈鸭，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无物之阵”。

　　二、正当性和有效性

　　在火车站广场派出所声援的当天，就有人对“黑监狱儿童”事实提出了质疑。我们只是出于正常的良知和情感的声援者，不是专业记者，资讯渠道极其有限，再加上各种黑手遮蔽真相，不可能第一时间就了解全部真相。对于儿童侵害案，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宁信其有，积极声援，再一边通过已知信息交叉对比求证。通过事后的信息分析，作为陈芽的声援者，我并不讳言，在这个事件上，陈风强的宣传有夸大不实的成分，但我通过和他接触了解他这么多年来的苦难后，并不准备苛责于他。

　　一切关于政治、法律、伦理的知识，都可以浓缩为两个关键词：正当性和有效性。当法律失范、道德沦丧，一切救济渠道被堵塞，权利主张者还要遭受打压迫害时。抗争的议论依据，就回归到自然法的正当性。简而言之，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同态复仇。又因为政权绝对地垄断了武力、经济、组织、程序等绝大多数硬资源，也能操控舆论、道德等软资源的时候，加大了同态复仇的难度。所谓“依法抗争”里的“法”，仅仅是一种博弈策略，只关乎有效性，而不关乎正当性。

　　基于自然法的正当性，是抗争的道义起点，整合一切于己有利的资源所造成的结果，谓之有效性。简言之，就是道义（涵盖法律和道德）和策略之别。底层抗争，具有天然的道义正当性，但可能因为策略的失当，而损及有效性。电子时代造就的一班弱智儿童，对有效性也即审美有着极度的敏锐，对正当性往往没有概念，这也是丛林社会里，人变得越来越冷血的原因之一。在正当性和有效性之间，有一个平衡点，如何兼顾二者，是一种艺术。但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艺术创造能力，那我们首先承认并捍卫他的正当性，宽容并接受他的无效性。

　　抗争的审美，在本质上取决于资源贫富。假设贺卫方、于建嵘受到任何迫害，他只需要发一个哪怕很含蓄地暗示帖子，用最小的代价，就会获得万众呼吁、举网声援。但对资源贫瘠的弱势者来说，并没有万全的抗争策略，若想引起广泛的关注，孤注一掷，也是绝地求生的一种，不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但具有自然正当性，也即最高正当性：有影响力的贤达需要抗争，没有资源的底层也需要发声。但令人沮丧的是，刘晓源律师，多少算有些公共影响力，曾经亲临探访，也在微博呼吁，并没有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当局的重视。逼迫陈风强不得不使出“耸人听闻”的招数，才有了当局的回应。虽然结果最终也很令人沮丧，但置于广泛的公共关注之下，他的处境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相对会小一些。当然，如果抗争手段，不能符合大众的审美，他会丧失相当一部分道德洁癖者的支持。这部分所谓“中间人群”的道德纯洁鼓噪，因其公私权界意识的混沌，本身并不具有任何重要性。在民权被压缩到地底的情势下，你不站在鸡蛋一边，就等于站在高墙一边。

　　儒家传统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在本质上都是要将人逼向一种逼仄的道德化生存空间。而在正常国家，基于个人权利核心的社会框架下，道德只是冲突中的次生问题，权利问题始终处于最优先级别。而在这个变态的、畸形的国家，却颠倒了权利和道德二者的优先顺序，从而形成了一种道德资格论。如果道德败坏，就丧失了主张权利的资格，如果道德有瑕疵，就丧失了部分主张权利的资格，只能获得很少的公众关注度。这种官方引导、民间主动合谋的道德资格论，一方面是出于恐惧，一方面是因为权利意识的蒙昧。

　　武陵人同学对这种现象剖析颇为深刻，为了保持意思的连贯，略作修改如下。

　　为什么每一次的恶性事件，不管事实本身多么得让人愤怒，最终都会演变为对民意的反攻和围剿。除了官方的歪曲引导，五毛大V搅浑水外，更多是自诩独立思考人士的自觉偏向。在没有政治的地方，便只有道德的攻伐。本该在公域展示卓越的人们，为了避免混入大众，便唯有死挺反常规思考，以在道德和智力上寻求超越。沸腾的民意遂成了需要被征服的对象，指向官方的剑被扭转向民间。超越的渴望焦虑就此转移和抵消了。当没有解决只有观点时，观点之争常常就幻化成了解决本身。当民意被打入低位，与民间站到一起成为无智慧的体现，而由于寻求解决之路的政治路径被阻塞，人们只能在意见的表达上出奇出新，最后便总是站在民意的对立面来显示高明。

　　更有部分自诩尊重常识和真相的独立思考人士，将一个饱受打压、生存资源极度贫瘠的维权公民，和声援他的公民一起捆绑，大肆污化为民主骗子和作秀者。大意是，这群民主人士，把小孩当政治工具，捏造事实，欺骗公众同情，消费大众道德，手段如此不堪，他们上台，肯定比当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一体污化的诛心之论，极其恶毒下流。民主转型的促成，固然有世界潮流、人心、道德驱动，但更多是实实在在的资源博弈。将社会转型的重任，强加给一群饱受凌虐、挣扎在生存边缘的访民，和一群基于良知声援的普通人，并恬不知耻地给自己戴上道德和智力双重权威的桂冠，蜚短流长，诛心抹黑。这种人，无论他是什么身份，职业五毛也好，自甘五也好，自诩独立思考者也好，他们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和权力怪兽有着天然的同构性，本质上都是权力巨兽上的赘肉或毒瘤。

　　那有人问，就算我同意你上面的剖析和批驳，那在具体维权中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我必须告诉你真相，没有办法。今天名动江湖的律坛怪侠杨金柱律师，不也被北海法院扔出了庭外，对两个手无寸铁的人，院方招来特警防范吗？现在还在和伍雷律师在那静坐抗议呢。法院即使不是主持正义的地方，至少也应该是能说理的地方，但在维稳体制下，法院也变成了战场了。你说能谈什么策略呢？如果非要勉强地说还有什么策略的话，那就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鸡蛋的身份和鸡蛋的命运，毫不犹豫地站在鸡蛋一边。至于具体个案，各人就地抗争，大众守望相助。

　　三、多余的话

　　我复制的那个帖子，迄今已被转发了超过12000，还有人在不断地转发，但我并不准备删除它。理由是，一个事件进入公共视野后，它就成为信息流的一部分。在生生不息的信息流中，因为争议，它自会得到澄清、沉淀。再从平等的立场，我没有把你们当傻子，相信你们有清明的理性，能对信息做出属于自己的判断，本身就是一种尊重。更何况，小秘书有帖子和帐号的杀伐大权，当局有专属喉舌和宣传机器，皇帝不急，你一太监急什么？至于有人说，那会误导不明真相者，这和当局的话语逻辑何其相似：大众都是傻缺，没有自治能力，需要有英明神武的贤达出来立法和惩罚。次奥，小秘书都不急，你急成那样，你怎么不去申请小秘书的工作呢？又有人担心，不实信息，会为当局打压微博提供口实。次奥，前晚参加声援的帐号被封杀了几何，你不会去数下吗？在维稳准战争体制下，它要消灭什么，难道还需要借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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