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据媒体报道，某地一位104岁的老奶奶坐了14个多小时火车到长沙，申请探望自己因涉嫌诈骗被刑事拘留的孙子，但老人的请求最终被警方拒绝了。

其实，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亲属并未做规定。但1990年公布的、明显落后于时代的，甚至继续延用有罪推定的“人犯”说法的《看守所条例》规定的是：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可以与近亲属通信、会见。

这位104岁的老奶奶是犯罪嫌疑人的祖母，而祖母并非《刑诉法》所规定的“近亲属”。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看守所大多禁止未决犯会见亲属（哪怕是前述法律规定的“近亲属”），有少数地方更是在一审判决下发之后才允许被告人会见。

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在会见嫌疑人、被告人时便不可避免地承担起双重责任：律师办案、亲属代为问候，包括被羁押人是否需要衣物、存钱、身体是否健康等信息也由律师传达。所以，之前饱受诟病的“律师会见难”与这次104岁老太太的“亲属会见难”，几乎是同一个问题。

当然，“律师会见难”的问题，近年有不小的改善。2013年1月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需要获准外，律师要求会见，看守所应及时安排，至迟不超过48小时。相比之前所规定的“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均需办案机关批准，而实践中往往不批准的情况，新《刑诉法》进了一大步。但问题也不是没有了。

首先，前述的这三种会见“需批准”的情况，有很大的模糊地带。

一者，《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属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因“涉嫌”一词的不确定性，律师办理贿赂犯罪案件侦查阶段申请会见基本不会获准，即便侦查终结时查明的数额低于五十万元，甚至未涉贿赂犯罪，检方也能以查明事实与立案案由相比发生变化为由进行解释。二者，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也有以此罪名阻碍律师会见，但审查起诉时罪名却改变的情况。三者，《刑诉法》规定对三类特殊犯罪，办案机关可以“指定监视居住”，这不仅导致会见难，甚至亲属、律师都不清楚嫌疑人“被指定监视居住”到哪里去了。

其次，除上述三类案件外，律师的会见权已基本得到保障，但阻碍律师会见的也不是没有。有的侦查机关似乎就是和辩护律师“较劲”，硬是不安排会见。

再回到亲属会见权问题。《刑事诉讼法》出于亲属会见可能“妨碍侦查”的考虑，对亲属会见权未做规定，但我们终究要在法律的公平与人道间做出权衡。

我国未决犯羁押率偏高，一些案件侦办、审查起诉、一审、二审甚至发回重审再上诉，终审判决前被告人被羁押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也很常见。相比目前事实上“一刀切”地不让亲友会见的做法，法律能否赋予亲友会见权，并对“有碍侦查”者做出事后惩治，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否更好一些？

律师、亲友的会见权虽不能互相替代，但可互为延伸，如法律能在保障律师会见之上，对亲友会见做出规定，不仅体现法律的人道，也能彰显法律的自信。

如果警方让104岁的老太太在看守所会见了她的孙子，人性和爱的力量可能会使孙子深为感动而更加积极地遵守监规，配合调查。

（作者系资深刑事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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