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下午，潘立新妻子门秀敏打来电话，告诉我，沈阳中院通知我尽快递交委托手续。给沈阳中院打去电话，法官认可门秀敏的说法，并告诉我，潘立新案二审最晚下周开庭。

　　潘立新案2012年12月31日上诉，我上周四曾去沈阳中院查询，得知案件尚未分下去。现在，下周就要开庭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在二个月以内审结……

　　我无法判断，二审和一审一样速审、速判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宁可想象：沈阳中院已充分注意到潘立新的冤情，试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纠正一审错误。

　　二审法官告诉我，有同案被告人的律师已经复制了一审未能复制的监控录像，希望我尽快复制录像资料和一审庭审笔录。

　　和沈阳的很多朋友谈起过这个案件。有朋友开玩笑问：被害人周洪敏的岳父退休了，要是不退休的话，你敢这样做吗？

　　仔细想来，敢或者不敢，真是个问题。

　　在我认识的辽宁人里，他们对警方、对司法、对官方只有三种情绪：膜拜、恐惧、愤怒。无一例外。

　　在辽宁曾办过的案件中，刑事案件听到过涉黑案被告人描述，自己被泡在水池里七天七夜，阴毛全部掉光，多年后至今阳痿；行政、民事类案件里见过当事人家的房子被强拆，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承认，至今求告无门；见过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后基层法院制作虚假笔录并裁定原告撤诉；见过二审法院先准许上诉人缓交上诉费，后又以上诉人法定期限内未交上诉费为由裁定撤诉……

　　我不止一次怒不可遏，我又不止一次服从于当事人内心的恐惧、尽量让现实的无力感麻痹自己胸中不断腾升的愤怒，希望用妥协的诚意为当事人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时间久了，便无法判断自己到底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功利。直至潘立新案一审被判有罪，我才被深深地刺痛。

　　当无罪之人被归为有罪，并且习以为常；当刑讯逼供在王立军辽宁地盘发展至登峰造极并且在当时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操作之下以打黑名义全国推广；当重庆乃至国家因为打黑差一步万劫不复……王立军手法的发源地至今却未有任何反思，仍以惯常的手法操作假案。

　　中国足协前专职副主席、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前主任谢亚龙受贿案一审庭审中，谢当庭翻供，称自己受到辽宁省公安厅专案组“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知情人透露：谢亚龙“进去的时候，头发黑黑的，现在一夜白头。而且……他被折磨得连下体的阴毛都全白了。他说着就哭了，‘人生的羞辱啊。’脱光了，坐在那里，浇凉水……要不是想着家里，要活下来，那连生的欲望都不见得有。”无论其他人是否相信谢亚龙的说法，基于对辽宁司法生态的观察，我信。而且，我始终认为，在辽宁司法未脱胎换骨前，北京方面将任何全国关注的案件指定辽宁司法管辖的做法都是极其愚蠢的。

　　回过头来回答朋友提出的问题。

　　是的，我内心经常充满恐惧。因为，当公民的生命、财产与自由经常遭受司法、行政的侵害与剥夺，没有人不感到恐惧。包括明后天去北海会见已严重超期羁押、无辜的裴日亮，今晚我仍然感到恐惧。

　　记得有一次去烟台谈案子，因为手机故障，母亲一天未打通我的电话；晚上联系到我时，老人告诉我，以为我办案得罪有关机关……吓得她一整天拉肚子。

　　我们恐惧，我们的母亲恐惧，我们的兄弟姐妹恐惧，我们的女儿、儿子恐惧，无辜的潘立新恐惧……

　　除了恐惧，还有什么能成为我们直面恐惧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