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江平，法学家。1930年生，1948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7年打成右派分子，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1990年被免职。江平先生将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他的中国梦是：法治天下。

 

    我睡下并梦到生命很美好，我醒来发现生命是责任。——E•S•胡珀

 

        一

 

    2003年的江平73岁，73岁的他已经做了22年右派，10年民法教师，2年短命校长，随着那场著名的风波旋即去职。归田园居的生活再度遭遇人生冷暖，等等，种种。谁知，命运终不忍弃，随着政策解冻，社会回暖，他又成了“我们的人”，可以发声，可以呐喊，在市场经济突然政治正确的大潮中发海潮音、狮子吼，入议会，走学府，学界泰斗、社会贤达的标签金光闪闪，历经十余载，二十余载而不辍，命运翻覆，由辱及荣，几至辉煌顶点。

 

    现如今，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退场，嗜血的革命者摇身一变成了噬利的新贵，禁欲到纵欲的转换如此顺畅，市场经济的运行使得社会结构、国家表情发生巨变，利益争夺、权力斗争所激发的社会矛盾愈发激烈，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

 

    在此五年前，也就是1998年，他为一本题为《政治中国》的书作序，大声疾呼：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缓行！这可能是三十年来社会变革中最强劲的声音了，一代正声，石破天惊。

 

    托马斯·曼说，社会已经发生变化，但高层表情冷漠倨傲，历千万劫而不动。

 

    是年，他与吴敬琏的对话成为热点，经济学与法学的联手显示着思想界的蓬勃生机，也预示着时代问题的尖锐迫近。

 

    是年，SARS席卷大陆，重创生灵，谎言带来政府治理危机，促成了政治表情的松动，所谓新政新气象，仿佛还有些希望。

 

    是年，“孙志刚事件”爆发，“三博士”、“五学者”纷纷建言当局，恶法竟然废止，士子雀跃，引发公民参政热情。

 

    适时也，关于宪法修改问题讨论热烈，民间热心者组织“青岛修宪会议”，纷纷建言，谁知，一句“权为民所生”的大白话，使得新主的“新三民主义”登时露底。高层甚为不悦，棍棒飞来，民间自此噤若寒蝉。

 

    此时江平，已然作为专家学者蒙邀高层讲习，议会发声，“南书房行走”是也，在修宪的问题上不遑多让，多有表述。当此民意汹涌时代，江先生黄钟大吕、微茫正声，为民主、法治与宪政呐喊，马不停蹄，步履匆匆。尽管他的同龄人早已人隐桃源，享受着纳税人的高额供养，“裂地封侯”、荣誉加身，可敬的江平先生却依然事业未竟、理想未竟，“残山剩水我独行”，甘愿再做一名战士。

 

 

 

    二

 

    2003年的我，在税务局已经工作了11年，机关生活的斵丧性灵、虚伪腐败令我百般不适、苦闷异常，意兴阑珊之中终于找了个到政法大学上学的借口，决然踏上北漂求学之路。

 

    这时的我，快满32岁，满脑子是江平、贺卫方等法学前辈的宪政思想，还有徐友渔老师的自由主义，1998年“小阳春”下茅于轼、刘军宁、秦晖、朱学勤等师长的民主启蒙与现代观念洗礼，学习的热情很是高涨。尽管热情高涨，但先天不足，方向茫然，只得在各路名家课堂间游来窜去，无论公法、私法，无论法大、北大，均在我的“蜜蜂采花”之列。

 

    贺卫方、宋英辉、刘金友、陈瑞华、朱苏力等师长的课听得我云里雾里也手舞足蹈，终于在焦洪昌老师的课上找到方向，开启了我的宪政意识与法律思维。从此，以焦老师学生现身，与宪法行政法专业结缘，认识了马怀德、李树忠、张树义、王人博、何兵等各路名师，他们的教诲于我，多有益焉。

 

    老实说，我没有正式学生的身份，也不可能以这个身份自傲，但也不会因此自卑，对于一个有着多年社会经验又步入校园的“老童生”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的乐趣以及对我的益处。没想到，这种孑然一身、决绝不归的学习态度无形中冲破了现行的教育壁垒，打破了师承门派式的画地为牢，别有一番收获。这收获使我越过了人为的障碍，专业之间的狭隘隔阂，凭着理想和热情结识了许多可敬有趣的师长，丰富了视野，理顺了多年自学的散乱，也就拥有了一点多学科的视角与比较法的观念，为以后的事业打下了一点基础。

 

    尽管我不是法大的正式学生，但心理上是以法大为荣、为傲的，这种荣耀不是炫人，不是自夸，而是在思想成长上起了促进的作用，甚至于自信比一个浮光掠影的正式学生感情都重。

 

    我是法大的学生，当然知道著名的江校长。

 

    和他老人家的第一次“相见”是入学不久的午后。

 

    漫步于校园间，刚过七号楼宿舍，一个“熟悉”的身影擦肩而过。

 

    “江校长！”

 

    念头一闪，本能地从后面追了过去，很是绝望：没追上！

 

    我把他当成了大明星，自然地追随其后，仔细想来，那是江老师吗？追上后又会怎样？

 

    这个擦肩而过使我真切地感受到和他的距离有多近！以前是读他的文字，听人讲他的传奇故事，于今已在法大校园里了，这里，他是永远的江校长，而我，随时有可能见到他，兴奋啊。

 

    实地见到江老师是那年冬天的北大。北大法学院请江老师讲座，消息传出，各校学子闻风而动，把会议室围得水泄不通，许多人滞留室外，怨声载道，几乎酿成事件。还记得苏力老师怎样劝慰学生，饱受情绪化的质疑，眼见着江校长在张守文教授的护送下沿着小路步入会场，目击者一片雷动。

 

    仅因为带着个相机招摇过市，我被好心的组织者“错”以为记者而放行！

 

    会场里的人山人海，场面相当火爆。江老师声音宏亮、立意高远，能感到他的话多么有感染力。饱受官场恶劣会风伤害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尊重、平等，春风化雨，浓浓的学术氛围与人文关怀同比例呈现，激动之余，几乎说不出话来，尽管并未听懂。

 

    结束瞬间，凑近江老师索要签名，谁知人流涌动，无暇顾此的他拒绝了，好不伤心！听课归来，飞回宿舍，为等候的弟兄们带来“北大的声音”，录音笔一放，江老师的演讲弥漫开来，简直如“收听敌台”般兴奋。

那时候，江老师是云端里的大师，是法大精神的象征，也是法律界的标杆，他的声名早已跨出了法学界，在社会上昭示着知识分子该有的尺度与担当，有幸在他的校园里学习，浑身就充满力量。

 

 

    三

 

    2004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引发了我对律师行业的关注，并开启了以后系列工作的大幕。

 

    我要编一本书，做一本有关中国律师的访谈录。可我没有任何经验，对中国律师的现实停留在想象中，对律师多停留在理想里，如此，只有不可遏止的激情，一种自不量力，竟也劲头十足。

 

    在起初的立意中，访谈当然以律师为主，但随着策划的深入，发现符合立意的理想律师很少，想来想去，觉得范围应该扩大，于是，蔡定剑、何兵、马怀德、贺卫方等学者也加入进来了，变成了法律人谈律师的格局。

 

    突然，想请江老师谈谈。大胆的念头！

 

    以他的威望谈律师可太添彩了。可哪里有机会和江老师接触呢？踟蹰半天，只得求助于贺卫方老师。

 

    初冬的傍晚，打球归来的我刚走进学校餐厅就收到了贺老师的短信：“江老师已答应接受你的采访，他的电话是……”天呐，真的吗？高兴之余把短信看了好几遍才作罢。

 

    “备课”是紧张的，从晓东那里借来江老师的文集，了解他的所思、所想，以及关于律师方面的只言片语。又求助于刘桂明先生，这个“中国律师的第一打工仔”是个热心人。“采访江老师，不要忽略他老燕京大学新闻专业的经历，他的激情尽在于此”，阿桂仔细提示。

 

    此时，夏勇主政的社科院法学所正授予江老师荣誉研究员的称号，贺卫方老师致的辞。贺老师说江老师身上有三个特点：一是江老师有深切的家国之忧，并对民族的命运一直保持着最强烈的关注，这种令人感动的道德勇气非常强烈，也非常明显；二是对于在中国建设宪政体制所面临的问题有敏锐的洞察，他的言说在理论高度和立论的独立性上，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智慧和品格；最后就是不断提携后学的精神感人至深，对于后学而言，江老师是影响最大的教师之一，可以说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法学老师。

 

    贺老师的致辞影响很大，印象也深，当然是不可多得的参考。

 

 

2004年11月，第一次采访江老师

 

    2004年11月1日下午，我叩开了江老师家的大门，这是我与江老师的真正相见，绝对零距离的相见啊。

 

    江老师的家出奇的安静，好像只为等我的采访似的。算是善于表达的我不知从何讲起，只得先介绍来路，采访的立意及目的。江老师很平静，语音并不大，初冬的下午阳光温暖地照进客厅，使得紧张中的我舒缓了许多。

 

    关于律师的话题，那时，有一篇他在北京律协的演讲名动法律界，正赶上刚从“第四届中国律师论坛”归来，访谈基本上以这两个讲话为由头，算再度阐发，重新扣题地阐述而已。

 

    “在刚刚结束的第四届中国律师论坛上您做了个报告，提到：抛开外在限制外，律师的资源有一部分是自己给弄丢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诱导式的提问根本难不倒法学大家，江老师洋洋洒洒，“不要有双重人格”、“党的权力不是国家权力”、不要“鸟笼法治”，这些入木三分的观点振聋发聩，让我这个力图以律师为点关注法治进步的年轻人振奋不已。

 

    “你是律师吗？”江老师突然发问。

 

    法学大家一眼看出眼前这个后生的功底，哈哈，愧怍得很，我不是律师。

 

    采访结束时，请他题字，略微思忖，在我的笔记本上他郑重的写下：

 

    中国社会需要呐喊者，要为律师呐喊，为法治呐喊，为宪政呐喊！

 

    由于记忆有误，他还把日期错签成了31号。

 

    这是我和江老师的真正相见，也是最深的相见。那一刻的他，与我平等地交流对律师的看法，对法治的认识，和缓、深切、不乏忧思，耳提面命之间，我这个老老实实的小学生听得仔细，并暗下决心为法治进步的事业奋战到底。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我法治精神的引路人，也是开蒙的师尊，在极为深刻的意义上是真正的精神引路人，几乎影响了我后来的全部。

 

    四

 

    后来的我，决意不入任何体制，不过任何组织化的生活，以相对自由之身独自打拼。

 

    2005年5月，在北大的中国青年律师论坛上，再次见到了江平老师。休息室里，我急切地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为弘扬法治理想，准备开办“走进中国律师活动”，请他支持。

 

    他回答：没问题，我支持！

 

    这个回答对我的鼓舞可想而知，我明确地跟他讲，没有什么求您的，希望您能够为我的活动题个词，有您的大旗在，我做虎皮的工作才方便展开。他就很认真地想，《中国律师》杂志社总编刘桂明先生不知要和他说什么。“别打扰我，等等。”他回答，很是专注。

 

    一会儿，他信笔写到：

 

    “走进中国律师，体会内心苦衷，知其喜怒哀乐，言其艰难历程”。

 

    后来，应我的要求，他还特意用毛笔重新书写了上面的话，包括“走进中国律师”几个大字，如今还挂在我家的客厅里。

 

 

 

    自此，我和先生的接触就多了起来。每次，我这个后生小子激动说得多，他很少打断，不插话，也不做解释，随口讲几句，关怀、支持之意都能感觉到。

 

   “走进中国律师活动”试办了两期，反应颇好，从而激发了我做更多事情的决心。2006年春节一过，我与检察出版社的同仁准备出一套“走进中国律师文丛”，构思宏伟，立意高远，很有“赵国君特色”，模仿高鸿均、贺卫方老师一套文丛的序言，用古文涂鸦的发起词是这个腔调的：

 

    “吾辈关注律师既久，虽生性驽钝，建树无功，但不避浅陋，愿效微力。乃集大家智力，缀此丛书，意在为律师作结，为历史存照，弘扬法治精神，讴歌战斗豪情，呼唤理想图景。赘言其上，热血我心。”

 

    把自己燃烧起来之后，立马去“烧”江老师，请他做编委主任。激动的舌头说了很久，一腔热血的表达有些过度，他老人家郑重地在编委会成员的聘书上签字，又仔细地审查总序后签名。文丛尽管最后还是搁浅了，但江老师及张思之、贺卫方、许章润、张志铭、王人博各位老师的支持、点拨却深印我心，激励着我在求民主、求法治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

 

    转眼就到了这年的四月份，在好友徐卉的支持下，网站成立了，准备以网站的方式参与公益诉讼网络，关注律师，关注司法变革与法治进步。

 

    2006年4月，“中国律师观察网”开启。网站主要以论坛的形式就律师反映上来的疑难案件说法，也选择热点事件来剖析、评判，意图搭建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为律师们创造一个自由表达的空间，既反映问题，也展示真相，使得社会了解律师、理解律师，并就法治改革寻找解决之道，可以说，这个创意既是以往思路的延续，又有拓展发挥的余地，暗合着我的宪法偏好，可谓一举多得。首期论坛开办得十分成功，聚来大量学者与律师参与，就探讨问题的方式而言，增进了广度与深度，效果很好。等到第二次论坛要开的时候，我认为有必要让网站社会化，让更多的律师认识我们，于是，准备搞一个网站开启仪式，再次求助江老师题写个网名，他电话里问得仔细，哪几个字？淡淡地说：一会儿来取吧。

 

    论坛上展示江老师的网站题名时，掌声雷动，加上张思之、刘桂明、孙国栋各位师长的热心祝贺，仪式办得很成功，论坛由于涉及律师具体权益，参加的人很多，开得很悲情，如同一锅沸水，是以后都不能超越的高峰。

 

    以后的我，忙碌于各种论坛，话题扩大，嘉宾云集，进展迅速，很快就做出了名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江老师为首的各位法律大家无私支持的结果，我深感于心，惟策马扬蹄，不断前行。论坛以几乎每月一期的速度跃步推进，期间也曾想邀请江平老师做嘉宾，一是他太忙太累，不忍，一是论坛的主题自觉分量不够，不必，等江老师真正做嘉宾参加我的论坛已是一年多后的事了。

 

    2007年11月份，拜《法制晚报》记者朱顺忠的支持，我们抓住了洛阳的一个关于劳动教养被法院受理的稀有案件，为此，关于劳动教养去留存废的议题就成了这一期论坛的主题。第一时间，想请江老师做嘉宾，因为他的威望、经历，在事关恶法废止的重大问题上，分量是显而易见的。电话简洁介绍后，江老师反应很快：我去！

 

    会上，对劳动教养有着切肤之痛的他开门见山：劳动教养制度是基本上是属于恶法。这个制度从一建立开始，应该说就包含了很大的一个侵犯人的基本权利，甚至是政治迫害。我想它起源于“反右”之后，划为极右的有一部分就进了劳教。待遇是很悲惨的。

 

    之后，就警察的权力问题、违宪审查问题讲了很多，高屋建瓴的开场白打开了与会者的思路、也确定了会议的基调。

 

    在签名簿上，他签字如下：

 

    劳动教养制度是一项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应当予以废除或变更。

 

    他打车来打车走，没有一句客套。

 

    会议开得相当成功，不但媒体做了报道，我们发起的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倡议书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余响至今，终于看到了恶法终止，大快也！

 

 

江平老师在2007年废除劳动教养研讨会上

 

    五

 

    给江老师送礼很不讲究。第一次给江老师送礼是2004年的春节，过节的交情古来有自，我投其所好，送了套古典音乐的光盘给他，一是知道他是这方面的发烧友，二来我也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算得是小小知音儿，共同的爱乐者。后来到他家，急的时候空手，用心的时候买几块蛋糕，几样水果，很随意。

 

    江老师在社会上挂名的顾问不知凡几，我自己的这个小小网站顾问可是当真得很，可谓既顾且问。我问他留学苏联的故事，求证为学子下跪的真相，当然，也谈及法律困惑，探求国家进步的解决办法。每次的寥寥数语，对于我这个在社会上苦苦挣扎的年轻人都是不小的收获。记得一次，他对我说：“你别总看着法治怎样怎样，要通盘看待社会情势变迁，一味追求制度变革也容易陷入某种意识形态，货币出问题怎么办？金融出现崩盘也不是小事啊。”

 

    那次，我和志永去机场接他，一路畅谈构想：千人签名呼吁县级人大、行政长官直选。我俩谈的眉飞色舞，他听着不吭声。待讲完后，问我们：即便是你们两个去地方任职能解决问题吗？

 

    关于拆迁问题的讨论，也让志永和我有些错愕。他指出，拆迁的合法性问题已经让位于社会急速转型的现实，不是探讨合法不合法的问题，关键还是补偿的问题，这是没办法的事，现代社会的变化多么剧烈，能够阻止得了吗？可是，法律人的思维是先解决合法性，再说公平性啊，江老师的观点莫不是被现实就范吗？那一次听得很迷惑，又不便深问，当是我们见识浅薄，理解有误吧。

 

    在一些关于法律问题、社会情况的判断上，他总是不温不火地陈述己见，使得我辈晚生能够思辨，也能够和他争论、探讨。他以理服人，又有思考的空间服我们。作为一个毕生追求法治进步的人，一个以民主起家而又深陷悲情的人来说，他对时局的看法很深刻。可贵的是，他一直以法律人的思维思考一切，避免了浅薄的愤恨与煽情的激动，所以，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上海杨佳袭警案中他的观点很不讨好，倍受民意误解。好在激情过后，仔细分析，核心还是法律人的程序正义观念：有效判决在先即为对，即需遵循，有什么错吗？

 

    知识分子可以向强权说不的例子太多了，可向民众保持独立判断，不曲意逢迎就需要勇气和见识了，民众那里可以取巧，可以携众做大，可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又到哪里去了呢？

 

    2006年，在翠宫饭店，张思之大律师八十华诞的纪念会上，李锐、茅于轼、吴思、方流芳、浦志强等师长都来了，群贤毕至，江老师也坐在民主老人行列里，他与李锐紧邻，见我过来问候，指着我对李锐大声说：“这个小年轻，也搞民主！”

 

    江老师的夸赞说得我心花怒放，赶紧和李老搭话，在两位民主先辈面前郑重地合了张影，狠狠地追了一把星。

 

 

张思之律师纪念会上，与李锐、江平老师

 

    等到2008年为李慎之先生做逝世五周年纪念会，江平老师如约而至。那次会议上耄耋老者云集，有90多岁的李普、曾彦修、何方，有88岁的谢韬，江老师算年轻的，78岁，而我这个小小主持人，37岁，大家因为追求民主的理念相通，为国家求进步的方向一致，上到耄耋老人，中到徐友渔、陈丹青、贺卫方、朱学勤、吴思，真是其乐融融。江平老师细数了与慎公交往的经过，他们同为燕京大学校友，都是右派，又同在人大的法律委员会工作过，相知之处甚多。慎公告诉他，89年他反对戒严，通过胡乔木劝邓小平不要动武。他提醒江老师：你们搞法律的人最终都要和现行体制发生关系，法制与专制是不相容的，没有民主搞什么法制？江老师说，这些谈话对他的影响很大。在会上，他大声疾呼：抛开姓资姓社，不要有色眼镜看待民主，中国的今天多么需要民主主义的精神！

 

    “中国的今天多么需要民主主义精神！”江老师总是能够高屋建瓴、一针见血地说出别人想说而说不出、时代需要而有些人不要的话来！从1998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缓行”，到“律师要多一点哲人气质”，从“市场经济没有姓资姓社之分，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到“我们需要发扬思之精神”，一句句掷地有声，堪称时代最强音！

 

    江老师总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秉持公论，在于他从来不臧否人物而勇于议论是非，言他人之不能言、不敢言，切中时弊。强调一下，江老师的口不臧否人物是出了名的，在岁月与生活面前，俨然一尊石佛，目睹耳闻各种是是非非，无动于衷。

 

 

    六

 

    2009年，一次中风将他击倒，着实让人捏了一把汗，大病初愈的阳春，我去寓所看望他，他对我的事业依然关注，尽管思路依然清晰，但话语有些迟缓，神情也多了些木然，疲惫之态尽显。

 

    我求问“学法苏联”的历史，紧要处动情如昨。他给我看老相册，这个相册尽管已经看过多遍，但每次打开，都有新鲜，这里埋藏着他的个人记忆，也记录着岁月流转、家国兴衰。他指着当年的同学，捷克的、匈牙利的，苏联阵营里小伙子们脸上全是青春，浑不知后来的惊涛骇浪，那一刻，内心里有些翻江倒海，鼻子不知怎么就有些发酸。

 

    一次，我请他上电视做了个专题片，路上的谈话依然是朋友新事，国家秘闻，他听得真切，说得依然是只要终极权力左右着一切就很难进步的“老话”。

 

    午后送别，大家亲切地问他：江老，您现在主要做什么啊。

 

   “保命，保命而已！”大病袭人，桑榆近晚，意兴阑珊之态令人感慨。

 

          2010年5月8日，人民大会堂。岳成律师网开通仪式暨“法律与传媒”高层论坛。法学会刘飏、全国政协张左己、法大校长黄进、法制日报社长贾京平等有官有职的都来了。江平老师做开篇讲，主持人张绍刚念其年岁、身体，本请其坐着讲，老先生精神矍铄，坚持要站着发言。

 

    先生细数63年前，第一志愿考取的就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本欲做一名为民生言的记者，奈何被组织选中改学法律，算是第二志愿吧，但时间久了，对法律也算有了感情，说到法律与传媒的关系，江老师说：“早些时候，有一句话，叫新闻人的党性，党性是什么？党性与新闻的真实性是什么关系？我们了解信息是有级别控制的，多少级掌握什么样的信息都有严格的规定，不仅如此，为了党性，我们要怎么对待新闻的真实性呢？有些能够报道，有些不能，最后变成了领导决定报什么，不报什么，这样的新闻说是坚持了党性，但信息的真实性又有多少？所以，我要说的传媒人的第一个底线就是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希望新闻人无论怎样要记着为民喉舌，与民鼓呼的职责，坚持说真话，做好新闻，不做假新闻，永远反映时代进程。”

 

    第二条，怎么处理与公权力的问题。新闻之所以被称为无冕之王，第四种权力，就在于是三权之外的监督的力量，就是要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就是要坚持新闻的人民性，而不是权势的奴仆，媒体如果不反映人民的呼声，还封锁、掩盖、打击这种声音，结果就会成为权力的帮凶。同样，媒体发行若不是以市场和民众为指向，成了官方的摊派或垄断，这样的媒体做给谁看，谁能够看？《南方周末》一家市场销售达到了100多万份，就是因为与民生国家贴近，做得好，就有人看。

 

    也不能一提民众和市场就反对，就变成了与官方相反或对着干。我要问了，官方和民众本来也不是对立的啊，你这样做不是有意对立吗？这些被垄断的官媒或体制内有权威的媒体不是考虑如何监督权力，反映民生疾苦，而是拉广告，大肆收取版面费，一个作者写了文章给你，付出了劳动成果，本该得到报酬和奖赏，却要交什么版面费买版面才能够发表，真是耻辱！

会场里很安静。

 

    他沉浸在表达的诚实里，不忘提醒各位同仁：新闻启蒙的任务还在，现在许多的说法都是有问题的，新闻人不能跟在错误后面继续愚民了。普法是好的，但普及的法律常识出了问题就不好了，比如，司法独立不让讲了，司法独立审判本来是我们的宪法条款，不独立，依附于政府权力？或公安警察的权力？那怎么得了？三权分立不让讲，那权力制衡呢？权力总不能无法无天，不要制衡吧。所以，新闻要文明，宣传文明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不能宣传谬误和错误的东西，不能愚民。

 

    七

 

    2009年6月，《南方周末》的同仁们做了个“中国梦”人物评选活动，江老师是“法治梦”的代表人物。主办方要我为江老师草拟一篇颁奖词，限一小时交卷。这是一个殊荣，我奋笔作书：

 

    值国家巨变之际，由教会学校出发，学法苏联，梦起时节，说自由，争理想，他是国之骄子；

 

    待骄子变公敌，二十余年沉沦于忧患，梦断无涯；个人荣辱翻覆眼前，天上地下，一代法律人命运镌刻于此。

 

    法治勃兴，梦圆于当下，老当益壮，筚路蓝缕；

 

    学科上，他是一代宗师，为民法精神开先路；

 

    学术界，他是一尊雕像，一句“只向真理低头”的呐喊，不仅是陈弊往昔的警语，也是指示将来的正声；

 

    社会上，他是一个标志，于法治建设处是旗手，于精神沦陷处贵为脊梁。

 

    在法律建设波澜翻覆、梦想依然的今天，他喷薄的激情、自由的精神带给后来者的仍然是一种崭新的希望！

 

    梦起、梦断、梦圆、梦想依旧，长河落日，梦断无涯，江老师的法治梦不就是这大开大合、波诡云谲的国运家运吗？

 

    1957年，划成“右派”的江平想起了一句名言：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人！五十余年过后，“含着眼泪奔跑”的江平随着中国命运的波涛翻转载沉载浮，由国之骄子、右派贱民到著名教授、永远校长，黑发变白发，白发至无发，学士、硕士、博士，膝下弟子成百上千，知己、知音、知心，“门下走狗”成千上万，所谓沉浮与枯荣，忧患与安乐，终成法学界乃至中国知识界的一个传奇。他的经历连着百年法治，连着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苦苦追求的梦想，江平先生躬逢其盛，也悔遭其忧，其身家命运的大悲大喜，心意与法意的大开大合极有“中国特色”，生存即幸存，终成含泪奔跑到最后的老者，但那理想的图景依然在望，老战士喷薄的激情却只有呐喊，廉颇老矣，此意难平，国事蜩螗，含泪奔跑的人笑了吗？

 

    江平有言：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这话看似谦虚，却也颇合实情，一如他自称法学教育家与法律活动家，所谓启蒙依旧、在路上依旧，法治未成者也。

 

 

国之骄子时期的江平

 

    他说：“老马无须心惆怅”，他说：“残肢逆旅未曾催”，可谓豪情不减，壮志依然，但人世茫茫，国运荡荡，百年宪政仍需踵事增华，“变本加厉”。想江平一代出生之际，吴经熊、钱端升、杨兆龙、蔡枢衡等第二、三代法学家正志得意满、谈笑封侯，译介者、著述者、立法者、宦海者，法学公民的中国问题胪列有型，百年法治似乎成功在望，可就在第三代法学家将舶来法律“中国化”的当口，也是江平一代弱冠求学的年纪，江山变色，城头易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度巨变，莫说法学家，一代中国人何去何从都成了考验，社会情势的急转直下，法制列车突然转轨，几代法学老英雄落花流水，事业不再，风光不再，乃至性命不再。

 

    “全盘苏化”的社会主义法制成了唯一圣经，法学家间的代际传承，法律学问的赓续统统中断。横空出世的“江四代们”推罢酒席重开宴，拳打民国，脚踢“旧法”，齐嚓嚓地斩断过去，“敢叫日月换新天”去也。革命的出现并没有出现伯尔曼意义上的前后妥协，没有出现重大革命所确立后延续原来法律传统的情况。新革命一扫过去的“污泥浊水”，完全是重头再来的架势。于是，横站于革命漩涡的江平刚入大学，旋即被解放；刚解放，旋即被留学；留学刚归来，旋即被打成右派；刚打成右派，旋即被离婚；离婚新妇旋即结婚，离婚旧夫旋即又遭下放；刚下放，旋即致残，待政策解冻，旋即复校教书；旋即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旋即被任命为副院长、副校长，乃至校长，位子还未做热，风波横来，旋即被免职。这一系列的旋即复旋即就是中国社会的玄机复玄机，风行草偃，人命飞灰，却命不该绝，死而后生。江平便在这中国历史上大悲大喜的“三峡险滩”里跌宕沉浮，故事奔涌，心意杂陈。

 

    尤其这最后一个旋即遭解职，使得江老先生“时穷节乃现”、独步士林，乃成“永远的校长”，乃成一代法律中人的楷模、榜样，无人可及。这个早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地参加民主运动的老前辈刚做大学祭酒不久就遭遇了那场著名的政治风波，热血喷涌的青年学子们仿若当年，他毫不犹豫地站在学生这一边，而为此罢官去职，却在业界与知识界树起了声望，几至人生顶点。可以说，唯此大难，成就了他的名节与声望，也唯此大难，“暴露”了他自由民主派的本色。

 

 

台湾领导人、同为法律人的马英九先生会见江平老师

 

    那一次，他言立法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央领导人的言论、观点和态度，对于一部法典的生死成败，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确实，立法中的“人治特色”现阶段不可避免。有思想开明、意识敏锐的前瞻立法，也有一时所急、仓促决定而不了了之的跃进立法。代代主持立法的领导人对法制进程的影响很大。有击掌相庆不为过的重建，也有心血来潮的“撒野”，使得立法进程充满了变化，特色非常明显。这个记忆深刻的言谈提醒我们：立法也好、司法也好，全社会由领导到民众都该养成法学家那样思考的方式，没有法学家的思维，我们的公共决策、司法判决、社会治理、市民交往往往流于情绪，缺乏理性，与科学、民主的精神相去太远，质量可疑的立法、难以服众的司法只会使法治旁落为工具，只会有刚性治理或民粹情绪发泄的暴民政治，后果不堪设想。

 

    八

 

    周作人说他身上有两个鬼：一个流氓鬼，一个绅士鬼。毛泽东也说自己身上有虎气和猴气。那么，我觉得江平老师身上也有两个鬼，他一生的命运就是这两个鬼的惹火上身，互相打架。这两鬼一个唤作自由民主鬼，一个唤作社会主义法制鬼。

 

    众所周知，百余年来法制中国就是西风东渐，向西方学法的过程。1949年的“全盘苏化”打断了向“自由的民主”法治靠近的进程，转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一方面，革命的到来使得新制度对旧法统没有对接、承续和继承，而是以阻断、告别的方式走向了“独立的”、“自主的”苏联模式，这显然是对伯尔曼意义上“法律革命”的一种反动。三十年过后，情况起了变化，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但要承继旧法统，所谓取其合理的部分，还要大面积、大范围地再度复制西方，无论是作为启蒙者的江平主持的“西方法律思想文库”，还是作为“立法议员”的江平主导的各种立法，“革命的社会主义法制”渐渐退后，自由的民主的法治扑面而来，这段时间是江平最得心应手的时期，因为他内心深处的自由民主鬼与时代的自由民主气息不谋而合，他对这个国家的法治建设贡献了力量，一显身手的他为此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同时，作为一个有着家国情怀的公共知识分子，就广泛的公共事件发表言论，大声疾呼，心中多是法治天下的梦想能够早日实现，他的自由民主梦如汩汩不息的泉水，由年轻时的教会学校到晚年的宝刀不老，奔腾于血液，未曾稍离。而此之外，是他的学法苏联，是他回国后的“无法无天”，是复出后的跃进立法，是桑榆近晚后的“社会主义法制”重提，那个鬼如影相随，也未曾稍离。有论者特别指出：如今法治建设的真正阻力是“苏化法律”的内核不可撼动，尽管时间很短，尽管无法无天来得很快，但利益板块也好，路径依赖也好，苏联“社会主义法制”对今天仍有影响，仍是一个坚硬的内核，所以才有这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法制”从头再来。

 

 

2015年，我为江平老师编的文集，向他致敬

 

    他的命运显见的是惹鬼上身，鬼打架般地内外夹击、纠缠不清，如此拼贴、拆装、组合、定义了他的一生，也活生生折射出法治中国的艰难面相。如此，我把它唤做“江平难题”。这难题不是他自己的，可能是我们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法律宿命。

 

   “江平难题”也不是自由与专制二元对立那么简单，而是革命的中国到中国革命性变化之间一个难题，就是革命的法律与法律的革命性变化之间的一个考验。按照伯尔曼的意见，这个难题源自两大世俗宗教的狭路相逢，即自由的民主与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深刻对立与紧张关系，这个内在矛盾于法治中国的表现就是法律的忽生忽灭、忽东忽西，就是法治的自由民主之火刚起，社会主义的兜头冷水泼来！这种对立之所以不是简单的西方法制与本土资源之战，不是简单的自由民主与革命的社会主义之战，而是对峙与紧张中复杂的情势、条件，难以一语道破的乱象与结局。

 

    因此，“江平难题”以西方法治中心主义定调未免太浅。殊不知，如今，西方法律传统也遭遇危机，无论是自由的概念，还是法制的结构，在国际化、全球化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西方法治在政治与文化上遭遇的挑战是空前的。非西方文明与哲学开始怀疑它的普遍有效性，甚至于质疑它对西方都已经有些过时了，其中，最致命的怀疑是它越来越脱离了个人主义，而趋向于某种集体主义，越来越偏离私法自治与自由放任，而趋向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倾向。西方法治有点儿不能自圆其说，有点儿情况复杂，“社会主义法制”开始偷偷暗笑、指手画脚，乃至理直气壮地宣布起自己的特色来了。

 

 

江平与贺卫方，两代法律人对法治的呐喊与坚持

 

    九

 

   “江平难题”组装了江平“沉浮与枯荣”的生活，也拷问着他的膝下弟子、门下走狗与精神传人们。一方面，我们浩叹唏嘘于法治建设的艰难，一方面又凛然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这也是我，一个热情的法律门外汉与一个法律老先生交往间带出的一点触动。中国社会的实情让江平老先生与赵国君小朋友“相见恨早”，我们年龄差距41岁，却“殊岁同归”，民主老先生摇旗呐喊于前，民主小后生跟屁于后，本不相干的人，却不得不面对着同样的难题结盟、开战，何其不幸！我不是他的学生、故旧，却与他天地精神独往来，何其幸甚！

 

    法律长河千回百转，历尽劫波却总该势如破竹，大江东去，所谓法治天下，所谓宪政民主，多亏于一些精神独具的人不“扬其流而随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醨”，傲岸不阿，敢于奋争。年过八十的江老先生就是这样精神独具的法律战士，桑榆虽晚，却为霞满天。这有盐，有光的努力是“流年自可数期颐”之后“我所做的只是呐喊”，是肃然不笑之后的“信是明年春自来”，是声声犯难后的“我只站在法律这一边”，是“法治天下”的梦想依旧，至死方休。

 

    幸运而乐观的是，被他精神点燃的法律人，由名教授、名律师到万千以法律为志业的士子插架琳琅，“磨损胸中万古刀”的他们或信法而战，或假戏真唱，撒豆成兵般散布于法治荒芜的吾国、吾乡，他的桃李无言，他的面传身教，早已内化成了法律公民的行动自觉。正义是不在当下，法治也竟未得胜，但只要有一种追求法治的恒久努力在，“长夜寒冬无声处，信有大地响惊雷”（江平诗句），得胜的就是一种希望！

 

2014年6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