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昨天你发表的致我的公开信已经读过。我的那篇微薄前天发表，而且很快就被屏蔽，你能够这么快就写出洋洋洒洒八千言的文章与我商榷，可谓小扣引发大鸣。对于你的批评，我非常感谢。一种观点发表出来，总希望得到回应。即便是激烈的批评，也有助于论者反思，发现自己的不足。例如你提供了共青团中央预算的信息线索，让我知道本年度该机构的财政状况（虽然按照民主标准，那样的公布还是太笼统，缺乏细节。我知道日本对于国家机关预算的规定具体到每一顿公务接待开支）。另外，对于团中央的人员编制，包括各个级别干部的数量等，似乎还是很难查考，我很希望你以及其他网友能够帮助把详情加以展示，那毕竟是政府以及公权力机关信息透明的基本要求。

关于我要求共青团回归到真正的民间地位的呼吁，你引用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里的话，强调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是请注意，党章以及相关的任何官方文件里都明确地说共青团是“群众组织”。“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也还是群众组织；“受党中央委员会领导”的组织依旧是群众组织——在我国，哪个组织不受中共领导？你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群团组织应增强自身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但是他并没有说加强就要要继续靠财政吃饭，甚至更多的财政拨款，强调“政治性”的同时着力点还包括“群众性”。我的理解，群众性表示着更多的回归民间，而不是维持这种准官方性质的可能性。这里完全谈不上你所谓的“与中央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情况。你知道么，社会主义跟国家主义相对立，那是倡导逐渐地把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一种学说。

我说应该感谢你，还因为你在提出对我的十个质问的时候，大量使用了我的相关言论的截屏，其中有些在我的微博上已经被屏蔽了，这在客观上让许多读者能够再次了解我的观点，功莫大焉。当然，关注我微博的读者会知道，其中不少问题我在过去已经做过一些解释。下面，我就按照你提问的顺序，依次做些简要的回答。

【质问一：关于“杰出民主人士奖”】此奖项是我我一个很大荣誉。我能够跟你列举的那些得奖人得到同一个奖项，是我莫大的荣誉。你需要知道，不要以为一时的褒贬就会是历史评价。也许是因为你出生太晚，似乎对于历史很隔膜。我小的时候，刘少奇、邓小平、习仲勋等都是反党分子呢。我由于日程安排上的困难，未能到美国亲自接受这个奖项，不过还是写了书面的答谢辞，请参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0njqw.html。

【质问二：所谓美国线人问题】你应该学过英文，知道“contacts”的意思并不是“线人”，而只是交往者或联系人。任何一个国家的驻外使馆都可以跟驻在国的公民交往。美国使馆外交官就中国法治建设问题与我交流，包括就两国法律层面上如何开展合作听取我的建议，又有什么奇怪的？再说，一个学者有什么信息可以作为情报？跟外国人士交往就是“线人”，那我们的最高领导人隔三差五地接见外国政要，也算么？再说，如果真有什么不当交流，你以为我们的国安部门是吃素的？

【质问三：关于政党登记问题】首先要纠正你一个说法，在2006年3月的杏林山庄会议上，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原话并不是说没有登记就是“非法”组织，我说的是因为没有登记，所以它就在法律之外，或者法律之上。我的博客上有这次讲话的全文，你不妨检索阅读。其实你作为一个学习过法律的人，最底限的法理不需要我给你普及：在法治国家里，一个基本的要求是权力以及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假如一个组织行使广泛的权力，却不承担义务，那就是违反了基本的法理。怎样承担义务？最起码的条件就是组织本身具有法人资格。宪法固然在序言里规定了党的领导，但是同时也规定了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政党登记正是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题中应有之意。你还以政府由党设立为阻却登记的理由，但是这个理由不成立。你总不能说华盛顿领导创建了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当皇帝。古代还有“逆取顺守”的说法呢。

【质问四：关于我的话“西方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欺凌，是中国欺负西方人的结果”】这个就是近代史的实际情况，建议你读一下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其中略谓在鸦片战争前，西洋人要求平等地位而清廷不给，结果到了战后就反了过来，中国要求平等而西方人拒绝了。其实，当年西方所要求者多在商业贸易上的交往以及现代外交关系的订立，这些方面可以说是平等互利的，但是腐朽而愚蠢的清廷却置国民福祉与国家安全于不顾，拒绝开放，导致兵连祸结、生灵涂炭的战争，国家利益遭受极大损害。我这一代的亲身经历再次表明了这个道理。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巨大成就之一正是结束闭关，打开国门，改革开放，这才有了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的焕然一新。

【质问五：关于教师节】1985年确立9月10日为教师节，官方有其理由，不过，了解立法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一个集体决策都可能包含着不同的动机。当一项立法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全国人大通过，你无法知道每一个举手或摁表决器者内心的动机是怎样的。这也是法律解释学上所谓原旨主义解释所经常遭遇到的问题。再说了，我在微博上的说法那只是我愿意相信的一种解释，你居然说那是“政治谣言”，这帽子可够吓人的。

【质问六、七、八、九：这几点涉及到的都是我如何评价社会主义以及某已故领导人】你是否知道，文革期间刘少奇、邓小平等被打倒时的罪名？他们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以及此前的种种运动，阶级斗争、“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三面红旗”等等，都是那个时代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毛去世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彻底否定了文革，把它定性为“十年浩劫”，并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假如按照毛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邓小平的那一套就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否定了此前的社会主义。我要问你：如果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共领导人之间都存在如此剧烈的分歧（更不必说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五花八门的理论和做法），一个普通党员同时是一个学者对于中国未来的道路作出自己的分析，又是多大的罪过？至于说对于毛的评价，你说我“怀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其实仇恨谈不上，刻骨铭心的是自己对于文革期间民族灾难的记忆，是绝不容许走回头路的信念。

【质问十：关于我对于某些要求我退党者的回应】因为上面所理由，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任何违反党章或纪律的言行，相反，我自认为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国家如此，政党也是这个道理。假如我这样的党员在党内绝迹，那恐怕真是灾难降临的时刻。所以这一条就不需要再多解释了。只需要把我的微博复述一遍：“好奇怪，我批评党就一定要退党？难道党员就要整天奴颜卑膝，山呼万岁？况且中央正倡导党内民主，什么叫党内民主？不就是普通党员拥有批评和监督党中央的权利么？我就不退，你奈我何！”

末了，我要诚恳地跟你说，人生的路很长，不过关键处也就是几步，好自珍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