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中国人的双重人格

“社会问题”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但其实提的并不准确，应该叫问题社会。

中国以前是专制、集权社会，现在称为举国体制：举一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办好几件事。

这涉及资源配置问题。1905年9月2日，科举制度被废除。科举是分配稀缺资源的一种较好的方式，譬如从局长、部长，再到总理，越往上位子越少，该如何分配？废除了科举本应实行选举，但又不具备进行全民选举的条件。

选举必须是公民，而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有臣民意识，称为八民：草民、小民、刁民、暴民、愚民，后来逐渐演变为农民、市民、居民。中国似乎最缺的就是公民，或者叫国民。何谓公民？自由和负责任的人。有人说中国缺贵族，什么是贵族？平常可以不干活，关键时候必须得流血。流汗的不流血，流血的可以少流汗。中国的贵族都是假的，平常不流汗，关键时候也不流血，还欺负穷人，那不是真正的贵族。

文革时唱国际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紧接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家都唱，不敢不唱是从众心理，关键我们那代人唱国际歌的时候，真诚地相信“从来没有救世主”。唱东方红的时候，真诚地相信“出了个大救星”。

而且社会“被民意”也成为习惯。比如春运期间，记者扛着摄像机，到火车站随便找一打工者说，回家过年了想采访下他。他看到是中央电视台的，张口就说“我代表……”，你代表谁？代表农民工？农民工只有三个代表，去年全国人大选了三个，1. 8亿农民工，一个代表六千万。

“目的正确，不择手段”之辩

所谓百年四件大事——革命、战争、运动、建设。革命是暴力手段。中国最大的一个思想问题是某些官员认为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波尔波特，把本民族人民杀了三分之一，他的道理是，解放全人类这一目的是正确的，因而不择手段。

比如《色戒》，大家都知道，杀一个大汉奸目的应该是正确的，但即使目的正义，也没有权力牺牲一个年轻姑娘的性命，去勾引一个汉奸把他杀了。《色戒》的主题，就是革命吞噬革命者。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政权，总是容易极端。在中国某个特殊时期有人说，社会学都是“反革命”，我们是“反革命”——反对暴力，主张改良。暴力所带来的污泥浊水，比他扫荡的要多得多。这得慢慢来，把民众改造成公民，否则又会出现新皇帝。

现在进步了，审美也提高了，但还出现《中国不高兴》这种沾满“义和团”式思维方式的“名著”。什么大思维、大战略，自己这么多的问题还没解决，就如此狂妄，急着指责欧洲、美国。这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与当年的义和团有什么区别？五个作者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据说版税还达到百万以上，竟然还如此有市场。

我感觉他们主要是骗80后的钱，80后不了解历史，不知道“文革”能惨烈到怎样的程度。1966年8月5日，北京最好的学校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一群初三和高一的女孩，用带着钉子的木棍活活打死。据记载当年8月18日开始，北京中小学普遍开始打老师，截止到当年9月30日，共打死1700多人。

马丁· 路德金有句名言，“手段是正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邪恶的种子发不出善良的芽，更不可能结不出美好的果。

程序不正义，法律无效力

中国总体是进步了，但问题还很多。比如敢抓律师了，这就是倒退。律师眨眼就被认为是伪证，一个人一天眨眼上万次，以后眨眼就可能是示意他人做伪证。一审判刑两年半，律师身上有疤痕，就是有被刑讯逼供的痕迹，验伤后到法官那却不予采信，有证据也不承认。相当于说有没有准生证？有，拿过来撕了，再问，没了。

但社会还是进步了，毕竟律师群体强大了，以前谁敢替罪犯辩护？现在得举证、质证。但李庄案中证人一个都不出庭，只有失去自由时做的书面证据。如果让证人出庭作证，编谎话没关系，那得受过训练，还要取得优良成绩，真的说十遍都没问题。同时关在一个牢房里，如果让出庭作证，一问就有纰漏了，所以就不准证人出庭，这是做贼心虚。

要想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必须择手段。换而言之就是举证、质证、认证，一审二审，必须经过这个程序，没有程序的正义和公正，就无法体现法律的效力。不谈实体法，首先得有程序正义。但这种思想在大陆年轻人中不流行，很多年轻人崇拜权力和金钱，不服输就给你亮黄牌，再不服就红牌。

科学的精髓是怀疑精神

信仰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对大自然的心生仰慕，对未知领域的敬畏之情，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对美好的情感寄托，中国目前最缺乏的就是民间信仰系统。你信基督教、东正教没得说，信伊斯兰教、佛教也可以。有人说他什么都不信，信仰科学。科学是让人信的吗？

诗经里有句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明知不行而为之，这才是信仰。“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不是信仰。

五四以后，“科学”、“民主”、“改革”、“革命”形成了话语霸权，他们都成了“正确”的代名词。现在都在宣扬科学发展观，为何一定要冠以“科学”二字？“以人文本，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是正确的，是个价值判断。目前中国一再地拿科学当“正确”用。

“提倡科学反对迷信”，这是不准确的。迷信对立面是轻信，邪教对立面是正教。科学有四个对立面：伪科学、反科学、伪科学和泛科学。中国人普遍缺乏对大自然的仰慕。孔子有句话，“敬鬼神而远之”。康德曾说，“我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鬼神代表未知领域，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所以存疑。

科学的精髓就是怀疑精神，怀疑一切。一切的科学结论都得放在实践中检验。科学是求真的，伦理善恶是解决道德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宗教信仰是解决美的。

    中国的发展在于认清自己

如今新中国已建立60年，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发展问题、制度问题、信仰问题等等。

中国旧社会最恶劣的地主，黄世仁、周扒皮都做了什么？周扒皮，半夜学鸡叫，为了让长工加班不给工资。但他是否拖欠长工工资，干活一年不给工人工资？他钻到鸡窝里学鸡叫，沾一身鸡屎，还被当做偷鸡贼，让长工打一顿，也没见他报复谁。

黄世仁，无非就是杨白劳欠他钱，他想包杨白劳的女儿当二奶。现在很多道德败坏的干部个个包二奶，二奶的爸爸欠他们钱了吗？再说黄世仁包二奶是私款，而干部用的是公款。当今强拆欺负民众，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自焚反变成暴力抗法。中国的经济增长，除了靠着才华、对外开放，这些是正面的，负面的就是耗费资源、污染环境、欺负农民兄弟姐妹。

我们有6000万人尚且喝不上干净的饮水，怎么能吹嘘要解放全人类？所以说“人必自辱别人才辱之，家必自毁别人才毁之”，只有把自己的社会建设成公民法治社会，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从1840年算起，中国社会开始转型，至少经过200 年，称为“ 历史的三峡”，才能由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转变为现代自由、平等、宪政、法治的公民社会。

党内民主是一条道路，还有一条是公民教育，树立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的公民政治理念。

170年过去了，向公民社会迈进，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