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原标题：陈满冤案平反推动者程世蓉：救命稻草的叠加 给了我力量

    人物简介,程世蓉,女，71岁，中国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退休人员。自学法律，义务为陈满冤案奔走11年，被称为陈满冤案平反的推动者。

    陈满案

    2016年2月1日，经过23年冤狱后，陈满被无罪释放。1992年12月25日，海南省海口市发生一起杀人焚尸案，30岁的四川人陈满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1994年11月，仅凭陈满自己被刑讯逼供的“认罪口供”，海口市中级法院以杀人放火罪判处陈满死缓。入狱时29岁，此时他已53岁。

    对话动机

    在60岁那年介入陈满案，11年过去了，程世蓉的头发白了一半。

    但她依旧声音洪亮，步履轻盈，还保持着偏快的语速，讲到得意之处哈哈大笑，难过之处一带而过。

    她的记忆力惊人，对于陈满案的每一步进展，如数家珍。她把11年来为陈满案奔走所接触的人和案件的进展制作成一张大表格，这张手写的表格铺开占了一小半床，表格凝聚了她对真相和公正的追求。

    老者讲述了11年申诉路的艰辛，以及她感受的陈满案中，正负能量的博弈和民间慢慢聚合起来的推动力。

    介入

    盲目自信 被深度“套牢”

    新京报：陈满案宣判当天，你在做什么？

    程世蓉：几周前得知陈满案要在2月1日宣判。宣判当天，我和老伴在丽江旅游，我让老伴自己去玩，我独自在宾馆，盯着电脑、手机，看滚动新闻和朋友们介绍情况的微信。

    新京报：得知陈满被无罪释放，很激动吧？

    程世蓉：没有特别激动，心里反而是平静的。11年，每天都为陈满的案子操心，现在终于松了口气，卸下一个担子。另一方面，我对陈满的父母也有个交代，心里踏实了。

    新京报：很多人都想知道，你为什么在花甲之年，介入这个案子。

    程世蓉：上世纪60年代，我和陈满的父亲在四川绵竹政府机构短暂共事过，陈满父母是知识分子，家里有很多藏书，我喜欢到他家去借书看。

    后来我调到北京工作，就再没有过交往。2004年退休后我重返绵竹，很巧合30年后再遇到陈满父母，两位老人看上去特别苍老憔悴，他父亲走路颤颤巍巍；在我印象中他个子高大的母亲，佝偻缩成一团，跟我说了没几句就要哭了。她说她的小儿子陈满被控告杀人关在海南监狱里，家人为他申诉四处奔走十多年了，没结果。他们求我帮忙，我答应了。

    新京报：接手一桩陈年旧案，对你来说是个陌生的领域？

    程世蓉：当初我贸然答应，是盲目自信。1988年，我自学通过了全国第二届司法考试，为单位做过一些法务，懂些法律知识。

    拿到3大本卷宗，我反复研究了一个月，确信陈满是被冤枉的，裁判文书所列的证据，虚无且勉强，完全不能证明陈满犯罪。

    新京报：你对陈满有哪些认知？对案情走势又有怎样的判断？

    程世蓉：我跑到海南监狱和陈满见了一面，隔着玻璃墙聊了四十分钟，我们拉了一些家常，他告诉我他看了哪些书。陈满看上去很斯文，不是凶悍的人，谈话很有条理。

    我当时不了解实际的司法状况，也没有实际的办案经验，对这种案子的申诉难度没有预估，不知深浅地走进来，才发现水深不可测。我被深度“套牢”了。

    求援

    有律师说到代理先谈钱

    新京报：在给陈满案申诉过程中，你充当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程世蓉：我不是律师，我给自己定位是“二传手”，申诉过程中我在中间不断传递信息。向司法机关请求再审，向律师和法学专家请求援助，向社会公众呼吁支持。

    新京报：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程世蓉：我花了几个月把陈满案卷宗仔细研读、分析、摘录、列表对比，整理成脉络清晰的案情介绍和分析文本，然后上网“骚扰”一切能找到的律师。把求助过的每位律师名字整理成文档，十年下来，名单里有几百人。

    新京报：当初很多律师都不愿意接这个案子？

    程世蓉：大多数没有音信，有位知名律师回复我，说这案子不太乐观，需要新的证据，否则很难翻案。还有律师说愿意给陈满代理，但先要付5万元代理费，没钱？甭谈。

    新京报：你自己也向最高检、最高法递交材料，为陈满案喊冤。

    程世蓉：我直接向两级法检机关寄发特快专递18封，挂号信7封，托人给最高法、最高检转交材料3次，3次到最高法反映情况。第一次是2004年12月21日，早晨6点不到就出门，转乘2趟公交车到最高法。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新京报：这些行动反响如何？

    程世蓉：2005年两会期间，最高检的三位官员做客新华网，我向最高检渎检厅陈连福厅长反映陈满案，之后就有长达三年的交流。我还和最高法副院长苏泽林有过邮件的交流。

    最高检和最高法的介入，让我一度觉得有希望能尽快翻案。

    波折

    改变策略 转向求助公众

    新京报：后来出现了周折？

    程世蓉：2009年5月，陈满父母收到最高法院的信函，决定对陈满案不提起再审。最高法的这道门关上了，我很绝望，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新京报：你已经上了年纪，最困难的时候，想过放弃吗？

    程世蓉：陈满的父母眼巴巴地盼着我，两位老人都80多岁了，每隔几天就给我电话，有时不敢直接问进展，只是给我请安。我能忍心放弃吗？

    还有陈满的同学和朋友，前后捐了10多万善款，他们是我召集起来的，每笔捐款我都记在本子上，我也不忍心让他们失望。

    新京报：司法机关这条路断了，你又想了哪些办法？

    程世蓉：我改变了策略，转向求助公众。2011年我专门为陈满案开通了微博，还写了首打油诗：“只为有话今开博，唯信神州侠士多。阴霾定有散开日，不信神马浮云说。”

    在微博上，我主动加了很多法律界“大V”，经过2年多的坚持，得到一些有影响的律师和媒体记者对陈满案关注。2013年10月，我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陈满案的案情介绍，阅读量有4.5万，能有这样的关注度我已经很知足了。

    新京报：什么时候陈满案有了真正转机？

    程世蓉：2013年7月，这个案子进入“洗冤行动”的视野，以李金星为主要推动力量，成立了一支志愿队伍。专业律师团队介入后，召集法学界、律师界、媒体界40多人开陈满案研讨会，在海口声援陈满案的自行车慢骑活动，向相关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发出呼吁信等。

    2015年2月16日，陈满的律师收到最高检的“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平反

    稻草叠加的力量

    新京报：冤案得以平反，你觉得最大的推动因素是什么？

    程世蓉：是民间力量，专业律师奔走，网友加入讨论，他们的执着让我感动。陈满的父母把我视为救命稻草，我把律师看做救命稻草，这是一根一根稻草叠加的力量。

    新京报：这些年，你感觉中国的法治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

    程世蓉：11年漫漫申诉路，我能感觉到有一种看不见的正负能量，在纠缠与对撞。

    新京报：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吗？

    程世蓉：2006年，有个检察官收到案情简介后，邮件回复我：“请代问备受心灵摧残的陈满的父母亲好！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也有不负责任的人，最让我生气的是陈满案的一审审判长，2014年他还对媒体说，“我对这个案子太有信心了，绝对是陈满干的。”

    新京报：你从陈满案中收获了什么？

    程世蓉：最高检能对案件提出抗诉，启动再审程序，法院最后能做出无罪判决，有错必纠，我感受到了司法进步的力量，对中国的法治更有信心了。

    有人说我是陈满冤案平反的英雄，我不看重这个。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习了大量的法律知识，加深了对法律的理解。研究法律案件，比电视剧还好看。

    我还认识了一大批正直的朋友，他们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善。

    新京报：家人对你的行为支持吗？

    程世蓉：我老伴支持我，还陪着我去海南、四川。两个女儿一开始不太支持，担心我被某种黑暗势力伤害。

    陈满案平反后，两个女儿在朋友圈刷屏。小女儿写了一段话：“狄更斯说：世界上能为别人减轻负担的都不是庸庸碌碌之辈。我妈十几年的努力，不光在拯救一个人和一个家庭，也是用自己的行动在说：一个普通人如何不成为一个庸碌之辈。

    新京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程世蓉：休息调整一下，再做打算。我会一直关注法律案件，这是个人兴趣和价值所在，有的老人愿意跳广场舞，我愿意关注冤案。我相信社会是往前走的，要靠一件一件的事情来推动，我愿意贡献余晖，在做事的过程中我很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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