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毋自悲身世，但勉力前行：

商人、法律人到政治人：电影《辩护人》

　　英雄向来不问出处，《辩护人》里的宋律师并不是法学院出身，一开始也没有以人权律师为志向。西方第一位被称为大帝（The Great )的亚历山大大帝，虽然出身马其顿王子，但要是不靠自己的绝世武功，也无法被历史记载为大帝，秦朝的二世，就算父亲是秦始皇，其结果就是二世而亡。

　　宋律师的经历在中国律师界，实在是太普通了。绝大多数律师从入行，都会从商人开始，谋生是第一位的，当然，我小弟浦志强例外。因为春夏之交的那场风云，入行之前，他已经是政治人了，这行业本来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个谋生的手段而已，恰恰这个行业，除了谋生，还可以谋道。因为，法律这个行业，是离不开政治的，或者说，政治是必须要控制或者影响法律的。
 

　　好的政治制度，会设计好，尽量减少这种影响，如三权分立，但人总归是人，所以要互相制衡，美国最高法院可以宣布罗斯福新政无效，但罗斯福也可以运用影响，试图让国会修宪，增加最高法院人数，也可以动员社会舆论来影响法官们的态度，最后，法官也会顺应时势。而不好的制度，就可以控制司法，把司法官员作为螺丝钉，小齿轮，上面一转，下面全转，机器隆隆，所向披靡，这机器设置中，稍微松动的部件，就是国家不发工资的律师。
 

　　有说如女人掌握了男人的胃，就等于掌握了男人，比这更靠谱的，掌握了司法官员的工资，升迁，就掌握了司法官员的心，如果再加上，不听话可以双规等手段，那几乎是如来佛和猪八戒的关系了。在电影《辩护人》中，韩国法官居然还让关键证人出庭，而没有通知检察官，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在我国法庭上，法官多会事先沟通，而且要汇报法院领导。领导可能还要汇报政法委等。法官在法庭的威严不足，因为他在法院的地位不高有关，人都不傻，你社会上地位有多高，明眼人看得清。
 

　　韩国法庭居然外媒记者也能进，说明已经比我国现阶段好多了，因为我国，不说外国记者，我们一些外国实习生要去上海法院旁听，都说要经过高院批准。我们熟悉的是外媒记者等在法院的隔离区外，架一个摄像机，拍点花絮。江西刘萍案第二次开庭，法院专门设立一个外媒接待区，离法院大门大概有几百米，外媒知道也没意思，后来没去。那个外媒区，大概只有法院的几个工作人员在顾影自怜，到了下午，他们也如小鸟一样飞走了。
 

　　但，韩国政权可以控制自己国内的媒体，却无法控制外国媒体，所以多少有些顾忌。如台湾美丽岛案件，在美国的压力下，才公开审判，要是没有公开审判和媒体，一百个美丽岛案件，都不会有美丽岛效应。如同在某国，把政治性案件，放在小法庭，留几个旁听席给家属，其他的，全部是安排旁听，有美丽岛的事件，无美丽岛的案件。
 

　　为什么宋律师会走向街头。电影里宋讲到，为了孩子不再生活在这样荒唐的时代，也是因为法律人有职责。就我理解，是因为在威权政府的法庭，就算做到宋律师那样，最后无辜的被告一样会被判刑。因为，法庭是他们的地盘，规则是他们的规则。正如小河审判之后，最高法、最高检制定了很多小河条款，就是为了限制律师的权利，方便自己强行推进庭审，只要把庭开完，剩下的，都是闭门讨论，领导想咋办就咋办。
 

　　按照组织法，审委会定的，合议庭必须执行。审委会，不听审理，不看证据，但有最终的决定权，比包公审案还不如。网络上一个从法院出来的人讲一个笑话，副院长在开审委会开会期间上厕所，回来说，我同意院长的意见，院长说，我还没说呢。
 

　　所以，在这种制度下，最牛的律师，你可以赢得法庭辩论，但你无法赢得法庭的支持。你律师可以是很好的工匠，但可惜，你的艺术在政治性案件上，是对牛弹琴。而大部分地方的大案，在地方其实就是政治性案件，律师无力回天。
 

　　回到电影，宋律师为什么会走向街头抗争，是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司法制度，其症结不在司法，也不是司法改革可以解决，其核心在政治。而韩国，是政治抗争，才导致司法独立。在台湾，蒋经国在各种压力下，1987年放开党禁报禁，但又要经过多年，台湾才有司法独立。
 

　　威权政治的领导往往是要能掌控一切，说了算，如果权力分散了，它也不成为威权了。它所依靠的，就是恐惧、控制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法律人共同体，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司法体制里面的，是政治人，被控制或者自愿服从的政治人，而你投之以法律的琼瑶，他报以政治的木瓜。最后逼迫体制外的法律人，只能走向另一个政治，就是对抗政治，反对政治。而反对政治的起点，就在街头，而不是在法庭，因为法庭太小，观众太少，而街头，看到的，参与的会更多。
 

　　当法律（法庭）制度性不公时，抵抗就成为义务。当律师的作用在法庭被阉割之后，被迫或主动走向街头，成为最后的选择。现在黑龙江X三江在拘留所里的三个前律师，我认识他们的时候，都是执业律师，因为不断办理敏感案件，后来律师证被吊销。
 

　　不是每个律师都会从商人走向法律人，正如辩护人中的很多辩护律师一样，他们只会屈从于权力的淫威，而每天逆来顺受，或主动逢迎，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也不是每一个法律人会走向政治人，因为宋律师最后的结局，是一个甘心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因为谁都知道风险。很多法律人会选择说完该说的，这已经是不错的律师了。但其实都知道，在辩护席上，这样的辩护，最多是减轻作用，如宋律师辩护的，可以少坐几年牢，但无法洗去冤屈。制度性的大规模人权侵害和冤假错案，以及其他的不公平，靠这样的法律人，也是无可挽回的。这就是宋律师最后选择，唤醒民众的原因。林肯所说，历史的车轮在缓缓转动，让我们唤醒沉睡中的民众。
 

　　任何专制政权不会挥刀自宫的，晚清的制度自信也一直到了辛亥革命，才有实质性地改变，非制度自信，而是利益集团交叉纵横，难以撼动，他们是有权改革的人，但又是真正的改革的障碍，乱麻交错，不是一二人所希望的那样，司法改革、政治改革喊几声就能实现。韩国人民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获得政治转型的，而且，还有美国的特殊压力。
 

　　公元前233年冬天，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进兵亚细亚，一到弗尼吉亚城便马不停蹄率部径望朱庇特神庙奔去。原来该庙完好地保存着几百年前戈迪亚斯王系的一个复杂的绳结，谁能解开此结就能成为亚细亚王。但每年许多人试解此结均无功而返。亚历山大大帝拔出战剑，一剑把绳结劈成两半，难解之结就这样解开了。
 

　　这不是呼唤暴力，而是强调，利益错综复杂时，靠内力是无法解开的，一定是外力到一定程度，才可能解开。约翰梅因说，人类历史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商人、法律人、政治人的契约地位是不一样，如柳传志这样的商人，公开说，我哪怕受了冤屈也不去告状，马云说可以把支付宝送给国家。这都是无权签订平等契约的人，他们一方面富可敌国，又是行业领袖，另一方面又知道权力随时可以KO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回避，逢迎。泪花带着笑脸。坐下来签订契约，是要有政治实力的，需要气候变化的。
 

　　他们是最聪明的人，因为知道制度变革，气候变化，总有马前卒，大部分人似乎是可以搭便车的，这是最实用的哲学，问题是，政治和每一个人有关，和律师有关，和法官也有关，和征地公民也有关，和余额宝的商人也有关。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勇士，但也有人愿意为看不见的付出，为道义付出，这就是韩国宋律师的原型卢武炫会最后牺牲自由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仁人志士会前赴后继，韩国原来是儒家的文化，后来慢慢多元，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如电影中冒险作证的军医，就是基督徒。金大中总统是天主教徒。文化重要，但其他的或更重要。
 

　　复旦学者包刚升分析：“1987年韩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韩国经济的“汉江奇迹”带来了几个重要的政治社会后果：首先是阶级结构的变化，工商阶级、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开始崛起；其次是快速城市化和教育普及，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剧增；最后是更加现代化的政治文化逐渐形成，公民权利意识进一步觉醒。韩国政治转型的启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反对派持续抗争的结果。在1987年的“六月抗争”中，6月10日大概有包括学生在内的24万人举行示威游行。6月18日，示威人群的规模更是达到150万左右。从6月下旬开始，韩国的白领阶层也开始大规模地加入了示威游行的队伍。“六月抗争”的政治诉求主要就是要求总统直选。如此大规模的政治抗争，成了韩国启动政治转型的直接驱动力量。（《韩国政治转型的关头》东方早报2013年8月6日）。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比辩护人更值得敬重的，是那些为政治转型付出的当事人，而电影中，辩护人宋律师自己最后成为被告人。这让我小弟浦志强在内的很多中国律师，潸然泪下，他们洞见了自己的未来。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律师之每念死磕，自然流涕。付出未必有现时回报，而不付出，是永远等不来自由。很多人盼望改革、新政，固然是代价小，但更多的是，想（自己在内）不付出很大代价就收获转型，这跪着签订的契约，自然是继续跪着生活。   (斯伟江 2014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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