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和谐社会到处莺歌燕舞，能聚一起说说心声，这要感恩。我感谢在场的张思之、茅于轼、江平、章诒和诸先生，感谢国栋给我发言机会。当然，我先要向茅老和国栋致歉，因为国栋老早安排我恭迎茅老，保险起见我连电话都没敢打，只妄想准时摸到茅家楼下，拉老先生就直奔会场。没想到，简单任务如此艰巨，国保从上午九点跟我沟通到下午一点。老实说，整个上午我对自己能否抵达会场，对这场同仁聚会能否顺畅举办，一直不乐观——全国政协今天开幕，人大后天开幕，北京城会场供不应求，北邮恕难接待咱这个小会，可以理解。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承蒙池律师救场，会议得以举办。我们再跟各区负责稳控的国保弟兄们苦口婆心，这才有了下午济济一堂。这说明，社会进步了——州官放火依旧，百姓坚持点灯，不是没有可能。我们要鼓起勇气，告别河蟹社会，就因为和谐让法治倒退，法律人肝肠寸断，这是个糟糕的时代。

　　我想先说说什么是维权律师，再讲讲维权律师应如何维权。我认为，这一轮公民维权运动，始则轰轰烈烈，继之以悲悲切切，迄今凋敝式微，只剩少数同仁抱团取暖苦撑死磕，叵耐政权只知道八荣不知道八耻，咱华佗无奈小虫何。遥想新政伊始，殷殷期盼法治，渴望公平正义。孙志刚惨死收容所，给各界带来力推废止收容遣送的契机。网络被更多人掌握，维权运动蓬蓬勃勃，维权律师舞台更大，法律越来越成了人民的保护神。于是，这群好龙的“叶公”们被吓破了胆，把底层自发维权甚至维权律师群体，当成“洪水猛兽”，短暂的惺惺作态迅速被掩耳盗铃般疯狂维稳取代。“稳定压倒一切”这杯非常时期的鸩酒，越来越成为当局消渴的良药。今天，稳定终于压倒了一切，包括压倒稳定本身，维稳成了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

　　因而所谓开放势头，仅在2003、2004年昙花一现，维权律师的生存环境，很快变得日渐逼仄，管束律师的陋规接连出台，新人入行甚至要向党效忠了！大量BBS网站被关闭，不少同仁失去执业身份，有的甚至身陷囹圄或不得不流亡海外。记得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吴玉华，曾在律协代表大会上讲，说那些所谓“维权律师”头上的光环，不过是被海外敌对媒体包装出来的。他还言之凿凿质问与会者，就他们算维权律师？十几万律师哪个没在维护当事人权利？哪个不是维权律师？！局长大人说的不错，律师天职是维护委托人合法权利，但不是所有律师都是维权律师吧？抽离政治气候变幻风云的底色，再用似是而非混淆视听，必然会成为谬误。我认为，所谓维权律师，虽然未必站在弱势立场上，也未必仅仅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但一个不能忽视的指标，是看他是否将法治作为信仰，是否勇于与反法治的体制冲撞，看他是否有勇气直面事实，只忠诚于法律。

　　这些年，维权律师境遇怎样？律师地位和作用怎么样？到场的各位没谁会否认，过去的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年，法治进程遇到了挫折，法治建设在走回头路，公正司法遥不可及，甚至成了荒诞的笑话。用“三个至上”加“五个不搞”，拒绝普世价值，就是五年的写照。我认为，法治倒退的例子，莫过于以“打黑唱红”为标签的“重庆模式”，它不光让维权律师举步维艰，也给律师行业巨大创伤。薄熙来、王立军透过李庄事件构陷律师，倒行逆施经司法部和律协无原则背书，物化为悬在二十万律师头上的利剑，令所有热心公共事务，乃至仅想正常执业的律师，变得噤若寒蝉小心翼翼。甚至可以说，此番创伤之巨，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仅见。我认为，维权律师的压力主要来自司法行政系统，来自政法委领导下的综合治理系统，来自祸国殃民的维稳国策。当维权律师身边出现国保、国安的时候，当司法局、律协领导，动员你亲友规劝你时，勾兑和交易的只会是法治，动摇的只会是你对法治的忠诚和信心。

　　维权律师维护委托人权益，几乎要用青春赌明天，我们无处依靠，只有抱团取暖了。看看樊奇航案件中的朱明勇吧！他把樊遭刑讯逼供的视频递送最高法院，无非妄想在死刑核准程序中给樊个公道，但此前李庄已折戟沉沙多时了！他没有成功，因为“三个至上”的最高法院丧失底线，对显而易见的枉法视若无睹，他们几乎把所有重庆想杀的人杀了个一干二净！当我们权益受损时，可以找找司法局，还是律师协会？重庆司法局局长林育均对律师的恫吓言犹在耳，那么惨遭重庆构陷的李庄，得到过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协帮助吗？没有！律协领导需要想想清楚，想想清楚你们做过些什么！在不该出现的时候你们出现，在某些特定案件难以收场时你们挺身而出“救场”！几乎所有重大敏感案件，诸如邓玉娇、袁克贵、谷开来、王立军和薄熙来，他们无法见到自己的律师，他们只能见到衔命而来各地律协会长！问题是，你既然忠于组织了，还能忠实于当事人和法律吗？不错，律协领导的出现大多导致案件结果相对有利，但我要说的是，那不是辩护的胜利，不是律协会长胜利的辩护，而是审判被庸俗政治操控，是对律师肯假戏真做的奖赏！我感受是：维权律师的对手是律师同行，是那些左右逢源，何时何地都顺风顺水的高人，是擅长以潜规则遮蔽明规则的庸俗政客。换言之，法治在所谓重大敏感案件中，被进一步牺牲。

　　一个人能不能顶天立地，能不能站得住，取决于他的内心是否足够强大，如果是，那就没什么可以改变你。我在香港时，有人问我如何看待李庄，我回答我认为李庄错了两步，一是不该跑回北京，签了合同龚刚模关在里边，他需要你帮助，所以你不能走，何况就算你走，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能走到哪儿呢？跑回北京还不照样把你跨省抓走；第二是二审不该认罪，为什么这么说？您作为刑辩律师知道自己无罪，为何还要假认罪？须知违心认罪只能给对手抹黑你提供机会，只会让律协领导绷紧的那根弦儿松弛下来，你让他们如释重负--你自己都认罪了，律协和司法部还能怎么样呢？！我当然理解人对自由的渴望，假如确乎能用假认罪交易到缓刑，谁都无法拒绝自由的诱惑，所以我没有理由责备李庄，但对不起，您遇上的王立军和薄熙来是流氓，他们是大流氓，他们不讲政治信用这不是第一次，就算你交了赎金认了罪给了他台阶下，他照样“撕票”因为他要以儆效尤！所以，李庄案给同行的教训是执业时要充分认识风险，要认清你的对手你的环境和你的委托人。所以到目前，我对政权只抱审慎信任，我要在职业伦理里尽量把事办好，须臾不敢寄希望于其他。

　　今天和昨天，我就经历了一次维权，维护了我参会的权利。我的兄弟国栋，没过多责备我言而无信，他忍了我没给张思之先生写序，没为江平先生八十寿撰稿，他依然给了我参加《律师文摘》年会的机会，为此我调整了出差时间，三月四号才离开北京。但有的人不想让我参会，这就干涉了我的权益。于是，博弈开始了。他们告诉我，莫少平和贺卫方去不了了，茅老也不可能去得了了，接他老人家完全多余，西城国保工作到位了，海淀国保把会议取消了，北邮不接待了，你去了是白去。我回答，就算会议取消，饭总要吃吧？我得去吃饭吧，经济不景气，花点钱招待朋友利国利民啊。我告诉他们，第一，国栋远比我单纯，他苦撑十几年办这本杂志，这是我们这群人的精神家园，我不能不去；第二，这是单纯的同仁聚会，不必多虑，总不能“两会”召开，就不让我们开会了，最好他开他的我开我的井水不犯河水，我们没有杯葛“大选”的图谋；第三，我如果能去就能见到老师和朋友，人家远道而来我不露面不合适；第四，我能参加这个会，对彰显法治形象有好处，能给领导人加分，有百利而无一害，不放心就跟我一起去嘛；第五，更关键的，维稳国策到尽头了，你们要适应新形势，再靠耍无赖干工作，太没意思了。何况，你干扰我出行参会没有正规手续，是违法的，公安知法犯法，是政权没有自信的标志。就这样，我们平心静气，上午9点半到下午不到1点，结果是我来了--但会议改了地址，我耽误了接茅老到会。我想说，如果我们不争取，那我就只能在家喝茶了，就不能有幸见到大家了。

　　人家让我来了，那我就得守信用，我今天说话必须悠着点，搂着点儿，不能多说政府的坏话，这是我对党和政府的承诺，我现在必须要说几句好听的。现在我准备将功补过，说几句好话。

　　对前十年我完全否定，为什么？他们太差了，什么都不是。《曹刿论战》讲，治国不能靠小恩小惠，不能靠哭天抹泪，不能靠高举旗帜把对鬼神的牺牲做到足金足两，要靠“小大之狱，必以情”。国家治理好，就要没冤假错案，有了冤假错案，要有办法救济。老人下台了，法治进步最大阻力退出舞台了。我觉得要清算维稳国策流毒，我发现新领导人做了点努力，他去广东希望接过小平旗帜，接过小平旗帜总比接过宝塔山旗帜好。但我希望，领导人光去深圳还不行，他还要必须去台湾，他最好接过蒋经国的旗帜。这是第一句好话，我看到了好转。

　　第二，南方周末事件后，没出现以往那种常见的清算，没听到有记者好编辑受到报复，报馆关张噩耗也没有——《21世纪环球报道》就因为一篇对李锐的采访，便被先帝关门大吉的！这说明领导人不想四面出击，至少暂时不想出击，我们要感恩戴德。

　　第三，“北海案”取得相对好结果，这在前朝不可能，张军说过像周泽之流都是无良律师闹庭律师，说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不够——不如重庆高院任建宇上诉案审判长尹洁，阿弥陀佛幸好他去了中纪委。当然，我不希望中纪委有太大权威，纪委工作得越好，法治被破坏得就越残酷。

　　第四，我觉得劳动教养制度有望废除，上访制度的功能有望调整，司法独立也有望重提，这就很好。《人民日报》最近几篇评论，就不错。希望在新政法委书记领导下，党对公检法的领导方式，能调整。

       第五，我感觉领导人可能会走得好一点，建设法治国家比构建和谐社会好。法治能不能建成我们要走着瞧，他们必须要走两步给我看，对点滴进步我都会举双手欢迎，对一点点倒退我都忧心忡忡。

　　最后，希望明年年会，能在北邮召开，不至临时改期。
 

来源: 《律师文摘》 | 责任编辑：蒲文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