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树欲静而风不止。

    本来，我抱定一个宗旨，不到二审终审，不去谈论贵阳小河案。为了让自己耐心做到这一点，我这几个月从不去看陈光武、杨金柱、斯伟江、张磊的网站和他们的文字。其目的，是我不管有多少愤怒和被人诽谤误解，不管五毛们把我涂成什么颜色、反复挑逗我发言同杨、斯、陈去开战争论，我都一概不去理睬，不去说。因为一来太忙，没有时间；二来小河案没有终审，我如果开始说真相和澄清，会授人以柄，将二审的不利后果的总帐算到我的头上。我不想去背这个黑锅。因此，我一直声明会将《站在高高的小河边》这篇文章，在二审终审后发表。

　　但是，今天一个叫甄鹏的先生，在共识网上发表了指名的《批评陈有西的“绥靖思想”》，里面的很多观点似是而非，无中生有，又是以写学术论文的风格，很能迷惑人。在有广泛影响的《共识网》发表，他自己又将链接放到了新浪的微博上，影响很大。这次“拉架”挑衅，看来是要成功了。因为我无法面对这样的明褒暗谤的文章，再去视而不见。如果这种观点形成看法，我再不澄清，真会把我涂黑。

    一个例子是石扉客，曾经是我认为最了解我的一个新闻界知交；斯伟江，曾经是我认为最了解的一位同行，在杨金柱的北海“绝交事件”无用生有地说我接到杨在新的信，不帮助不声援，却后来去抢桃子，而不发一言后，斯伟江在日本质问我，以为我是真的收到过杨在新的信和材料；当我告诉他根本没有这回事，是杨金柱造谣无事生非时，他惊讶地问我怎么不早澄清？而小河案我一直不发表文章后，连石扉客也公开在微博上以为我是损人利已、贬斯抬已的投降派。如果对甄鹏的文章再不回应，这些一直在陈光武网上肆无忌惮的对我进行恶意揣测攻击的观点，真会成为社会定论，沉入历史记忆。

    我一直不知道甄鹏是谁。也没有看过他的文字，没有对过话。今天第一次见到他的文章，好象他还一直在研究我、评论我，有的评论是我的学术网后台中似曾见过，而一直没有审发的，从他的文章中看来，他可能是陈光武网上的常客，而且很喜欢拿我说事。

    当然，一个人在社会上，有人这样关心你的观点，甚至给你挂上了有某种“绥靖思想”的人，那应该是大人物的待遇。我应该很受用。而我恰恰就不识抬举，类似的抬举贴和臆测贴，我基本上都留中不审发了。因为无论说我好说我不好，在小河案如此热闹的情况下，都会引发更多的口水，自乱阵脚。

　　我也多次当面和电话提醒过陈光武，不要去追求那些表面的热闹争论，不要去关注这种点击率，不要去曝那种没有把握的出口转内销的内幕，不要给那种故意制造事端的人以机会。但是陈光武兄不听。他的理论是“需要不同声音”。就在今天，我的学术网点击过半亿，都有人留言提醒我说，你的网没有人看了，陈光武网更新快、料多，你的网要淘汰了。希望我也走光武兄的路。他们根本不知道，很多所谓内幕贴，是我把他赶到光武网上去的。由于我网的影响力，很多的“尖端曝料”都会有朋友贴到评论后台，要发天天有料。我不会发那些没有把握的海外新闻，一律留中，根本不会去追求这种热闹。

　　而当我的《公共权力家丁化》出来后，厚道的光武兄又大大的抬举我一番，于是又给了那些想攻我的人以靶子，又有了一群新的争论。于是又有人来劝架，又有人不断地把光武网的评论贴到我的评论版后台上来。我一律不审发。因为我已经决定，光武网上的任何向灯向火的言论，我一概不去理，也决不会为图热闹为那些人提供任何平台，哪怕没有人来看我的网也无所谓。但是，今天《共识网》针对《新京报》对我的专访而发的这篇文章，我最忙也得澄清一下。

    看到了甄鹏今天的文章并决定回应后，我在百度上查了下他的身份：

    甄鹏(1973.12-)，山东大学学者。字西月，男，汉族，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仁和公社仁和二村(2007年属高密市姜庄镇)。理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律师资格。精通中外政治制度、企业和知识产权法、塞尔维亚问题。现任山东山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

　　知道了这一些，基本上也就知道了他为什么会写这样的文章，也知道了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文章。不客气地说，他基本上是对法律没有了解而又很想来指导的人，对中国政治不明白，而又想教导别人的人。要回应他的说法，既要澄清一些将传言当证据的事实混淆，又要对其的错误政治观点进行廓清。而目前的中国环境，其实讨论任何政治问题，都还是无法说透的。因为基本上中国还处于有政治而没有政治学的时期。同时，我对小河案，还不到现在就说的时候。因此，本文只能说是不得不说的、有限度澄清的一篇文字。其他的，仍然到合适时再说。

　　第一、关于兴亡论和代价论

    甄鹏批评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我说的天下大乱损失最大的都是百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观点是错误的，是绥靖主义。这就是我在西北政法大学演讲中，引《潼关怀古》小令已经充分阐明的观点。演讲的全文都已经公布在网上，任何人看了都不会提出他这样的质疑。这本来是唯物史观中的一个基本的常识，任何一个真正懂点政治学的人，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人，对这一点都不会否认。能够改良，尽量不去触发革命。其实这个问题，在当下中国，本没有展开讨论的空间。这是一个敏感区。我在西北的演讲，也只是对青年学生提醒一下社会的责任，不要盲目被人利用，踏实做好身边的事，并不想真正去展开讨论。一般的，点到为点，只有野心家和视民如草芥的人，才会去鼓吹革命。

    而这位“政治学博士后”居然弄出一个奇谈怪论：死亡“不能看绝对数量，而应该看相对数量”，“一次革命，平民的死亡率高还是有权有钱人的死亡率高？平民的财产损失程度高，还是有权人有钱人的损失程度高”？

　　这样的观点，我很容易找出他的出处，那就是“乌有之乡”高级左派们一直在鼓吹的革命剥夺论。他们想回到土改，回到文革，回到共同贫穷。此公到了共产党执政时期，仍然在鼓吹一种穷人对富人的掠夺，还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在他看来，即使死他五千万老百姓，只要能够把五百个富人杀掉，把富人的财产分掉，这个“革命”就是合算的，应当支持的，而你陈有西反对这样做，就是“投降派”，是“绥靖主义”。

    如果甄鹏这样的人，真正左右中国的未来政治，人民成鱼肉，成炮灰，那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我们的体制有没有自愈能力

　　甄鹏批评我的第二个观点，是我的“同船理论”。是我说的，“大家都在同一艘船上，船沉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应该同舟共济。”我确实在很多演讲中说过，中国是一条慢行的大船，我们要做水手帮助划船，而不能一个人太快掉大海里，更不能砸船，弃船。

　　而此公是如何批评我的这一思想的呢？他说：

    陈有西说，我们的理想和体制都没错，“我们的问题是后面发生的，慢慢蜕变的，逐步恶化的。”对这句话，我只问陈有西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问题？”

    他自己也害怕这样推论的逻辑后果，又连忙说，他只是为了反驳我，而不是支持革命。这位博士的逻辑能力可见一斑。他这样的观点，还能有其他的道路吗？

    中国政治现状，以及当前的政治力量的对比，鼓吹现阶段的对现体制的完全否定，不但是痴人说梦，同时即使按照那些所谓的革命论者的方法论角度看，也是书生在谈国事。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这种浅薄，其实无需去提醒他，因为现实会教育他。我只是讨厌这样说的人，忽悠别人冲上去，他自己到时恐怕早在国外了。

　　第三、关于小河案的是非

　　甄鹏批评我的第三个观点，是根据道听途说的陈光武网上的传言，对我的小河案表现进行评说。这是此公的高明之处，他明知道我对小河案，在杨金柱和斯伟江发表严重失真的言论后，我出于大局不发一言，现在如果我批评小河案的律师同行，他就达到了把我拉进混战的目的。其实此公一没有到小河听过现场；二将陈光武分析我的观点当成我的观点来进行批判；第三，我没有同此公有任何讨论，也没有同他说话，他却在陈光武网上搞个假想敌来批判，让人看起来好象我在同他争论。他原文就是这样的一种演绎：

　　“请问陈律师：1、这是律师的责任吗？您何时也要求律师讲政治、讲大局了？2、还鼓励、引导呢？您是公检法的领导啊？！”陈光武说：“律师做案子，只讲法律，不讲政治是对的。但做人，则不能和政治绝缘。因法治也是政治。谢谢。”我说：“1、法治和政治是相对独立的；2、律师不是人吗？您怎么把律师和人对立起来？3、依法办事是法官的最底线要求，没必要捧得太高。这也是有西律师受批评的主要原因。”法官和律师只能讲法律，不能讲政治。反对政治介入司法，是包括陈有西在内的所有体制内、外健康力量一直坚持的原则。如果陈有西鼓吹律师应当讲政治，那么他凭什么反对法官讲政治？  

　　小河案，是非自有后论，我会说话的。而此公同陈光武的对话，基本上可以用上海话的“捣浆糊”来评价。而在政治和法律的关系问题上，他基本上透出了底牌，是一个对政治法律基本不懂，却又要装懂的人。第一、他对我的“反对法官讲政治”观点完全是造谣杜撰的，我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说过这种观点；第二、法律在任何朝代、任何国家都是政治的一部分，陈光武和他像模像样讨论的观点，说法律和政治无关，其实都是前提都没有搞明白的错误观念；光武总是做好人，既想同他说理又想迎合他，搞得自己本来十分明白的政治与法律关系，也跟着说糊涂话；第三，我们在批评的小河案的讲政治，其实是指讲服从，听大脑壳，根本不是讲政治。最大的政治，大政治，恰恰是严格依法办事，树立法治的权威；第四、对小河案，全面指出违法的，恰恰是我最早全面论述的。是我春节期间就发表的《汉德法官的观点为什么基本上是错误的》，小河律师团所有后来的抗争观点，特别是杨金柱的那么多论，没有超出我半年前这篇文章的基本立论和指出的问题。只是我后面不重复去说了，这些观点好象都是斯、杨提出来的，而我是反对这些观点的。好在网络时代的好处，是文有时间，每一秒都差不了。一查就明了。因此网上几个人，是用我半年前的观点，来攻击现在的我。我只用微笑就够了，因为谁也改变不了已经发表的文章的事实。其实我只是反对那种指名写公开信、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只会破坏辩护环境的方法。我的观点，一直到最后发表辩护词，从来没有改变过，也从来没有退让过。更没有勾兑和投降过。谎言重复千遍成了真理，这种事在信息瞬息更新的今天，特别有效。有些人要做英雄，总要有一个比较，我愿意暂时做这个比较物。而陈光武网上那些从李庄案开始一直想涂黑我的人，终于嗅到了好象我们“内部分裂”的机会。而这个博士后，也以为找到了他亮一手发表高论的机会。可惜他根本不会去认真做学问，搞清真相和来龙去脉。其实他根本就想错了，杨金柱、斯伟江再混蛋再糊涂，我们一个电话也就骂清楚了，而他，基本上门边都没有摸着，不知道我们真正在争什么。

　　第四、关于斯伟江的立场论

　　甄鹏批评我说：
    陈有西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耍了个花招，他说：“斯伟江的立场，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认为必须与权力保持一定距离，并且时时质疑权力。不是一个政治的立场。”

　　陈有西将身份进行了偷换：斯伟江不是律师而是独立知识分子；他本人不是律师而是政治家。另外，陈有西犯了一个严重的概念错误：只有改良是政治，难道革命不是政治？必须指出，斯伟江和我本人仍然寄希望于改良。在任何国家，革命都不为法律所容，但是“革命是司法不公的最后救济手段”。

　　《新京报》那篇人物专访，是相当有深度的一篇报道。记者是有深意的。他们将我和斯伟江比较，是因为社会上已经把一种虚像当真，好象中国的律师界，或者说公共知识分子中，已经出现了两派，革命派和改良派。其实这种分野是不真实的，自作多情的。中国目前的知识界，根本没有形成这样的力量，自贴标签只会自寻烦恼。

　　我当时特别强调了斯伟江的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是为了去政治化，斯伟江不是革命党。甄鹏不了解这篇采访的背景，他根本无从知晓我为什么这样回答。由于斯在小河案后的一些言论，同时代理了山东等地的一些敏感的案件，在一些网上，特别是陈光武网上，已经上了一些借刀杀人的五毛们的当，把斯伟江革命化。明里是抬他，其实是杀他。谁都知道，今日中国，这种标签意味着什么。杨金柱不会有危险，因为他已经娱乐化，没有人把他当真，自己也自称“怪侠”，就像祝枝山，他再瞎闹腾都不会有政治风险。这也是这个湖南蛮子的精明之处。而斯伟江是认真的，他的危险是实实在在的。因此，我向《新京报》一再澄清，斯伟江的立场，只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而不是一个政治的立场。他没有否定现有体制，也只是想改良这个体制中的问题，他同我的分歧，只是方法论的分歧，只是急躁和稳妥的分歧，因此从根本上没有分歧。

　　以甄鹏的学历和人品，我相信他不是要害斯伟江，而是一种为了哗众取宠而故意进一步撕裂扩大这种分歧。体现他也是其中有发言权的一派，也有身份，其实根本就没有把基本的问题搞明白。而结果则是搞混真相，弄假成真，送斯伟江上路。

　　第五、关于体制内健康力量

　　甄鹏最后还代表他自拉的阵线，指责我造谣：

　　陈有西对他的批评者进行了造谣：“这样的判断的最大失误是，13亿人口的国家，八千万党员，二千多万公务员，如果你将体制内的所有人都否定掉，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任何社会的前进，每一步改革、改良，到最后，还是要依靠体制内的有良知的人。”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斯伟江（包括我本人）只对公权力的违法行为，特别是法官的枉法裁判行为，进行了批评。我们何时将矛头指向了全体党员和公务员？请陈有西律师拿出证据来！

　　他不但套了斯伟江的近乎，好象同他很熟、还一个观点，还把其他人也代表了。这是一些没有底气的文人常用的方法。

    小河案一审判决后，网上对法院一片批评之声，唯一一篇中性的文章，就是我的“体制内健康力量”。此后，很多人在网上讽刺指责我，“体制内健康力量”成了我发明的同吴思“潜规则”名词一样的网络热词。现在微博上经常有人讥笑：“陈有西说的体制内健康力量在哪里”？我一笑置之。网上的调侃可以不去管他，但是此后小河律师团内部，也出来了很多极端的声音，包括现在二审期间，仍然没有改变，说体制内没有健康力量，完全否定体制内力量的作用。这是有大量网文证明的事实，根本不是我“造谣”。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客观、也很危险的情绪。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将进一步破坏官方对中国律师业的基本判断，导致进一步的反弹，根本性地改劣律师业的生存环境。因此，我必须借这次专访，大声地说出来，让社会知道，中国律师业的主流，是同体制合作的，我们批评的，只是个别地方、个别案例，虽然这个个别已经是遍地狼烟，但中国律师同体制合作、进行对话而不是对抗的基本趋向，是不会改变的。一个律师团的声音，也代表不了中国律师业的声音。我强调8000万党员、2000万公务员的作用，是政治判断，也是客观事实。而现在悲观、悲愤的情绪弥漫着律师界，我们需要这种提醒的声音。

　　第六、关于青年律师的培养和前景

    自称有律师资格并在公司任职的甄鹏，对律师的招聘和培养，本应有一定了解。但是他为了把我包装成“富人律师”“欺贫爱富”的律师大佬形象，让青年律师批判我、远离我，说：

　  陈有西说：“我们现在招助理，还要看看他家里条件怎么样。”有人马上就指出：“陈有西律师原来也嫌贫爱富？应聘律师助理也要‘拼爹’？”陈有西现在是有钱人，当然怕革命。杨金柱不一样，家产马上就要捐了。

　　提出这个问题的发明人，其实不是这位甄鹏，而是《乌有之乡》大红大紫的所谓才女打手，那个诽谤我的贴，在乌有关闭之后，一直就挂在那里。他们是很希望我回应的。不知有多少五毛把她的臭文章想贴到、链接到我网上。我一直不屑于去理。而这位政治学博士后，拾人牙慧捡过来用在这里。

　　这是我在一个大学演讲时，回答学生如何选择就业、律师如何招聘的回应。告知不要都挤到大城市，在高消费的城市里，没有生活基础，没有业务，没有经验，大所不会要。别人是做了不说，我是真心告知提醒。我们是要么不招，招了就要对人负责。不会招了助理白干。当时的学生没有一人提出异议的，都引起了他们的深思。而乌有的五毛，当时为了批李庄150万，重庆机场要杨金柱还130万，而我就是欺贫爱富招助理。其实回答这种问题极为无聊，因为如果我是这样选人的，京衡律师集团怎么可能开办四年发展成集团，八年从3人发展到200多个律师和助理？但是这位用写论文注解等道貌岸然的方式写的文章，用的就是这种极为无知的事例，而不去看看我同大学生互动的全文。

　　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但是每个人在发表看法的时候，别人也在审视他。互联网时代鱼龙混杂，我们有时要对付一些有层次的人的讨论，也要对付一些很没有意义的人的口水。这位甄鹏先生达到了目的，终于拖住我宝贵的几个小时来写这这篇很没有意义的文章，但是我也自私，明知这种午夜耗时回应毫无意义，但又不得不然。因为，天上有雷雨也有酸雨，我们有时总要爱惜一下羽毛。

甄鹏：批评陈有西的“绥靖”思想

发布时间:2012-08-31 10:21 作者:甄鹏

　　2011年12月，律师界两位大佬杨金柱和陈有西发生了争论，我写了篇评论文章。[1]对于陈有西律师，我是这样评论的：“陈有西是我最敬佩的一位律师。他虽然是一位实践派的律师，但文章缜密、深刻，俨然有大学者之风。”

　　我在文章中指出：“熟悉体制、为体制辩护是陈有西的特点。陈有西和那些吃喝、送礼、拉关系的律师不同，他有自己的底线，凭借人脉和任性。也正因为如此，陈有西做事从不冒险（指政治风险）。支持他的人称他理性、成熟、老练、灵活，批评他的人认为他‘精于心计，左右逢源’。杨金柱则称之为‘那种江浙人独有的瞻前顾后的狡猾以及小家子的精明’。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今年，在贵阳小河案一审判决后，陈有西与斯伟江、杨金柱二律师就“体制内健康力量”的评价问题发生了冲突。这次冲突与去年的杨陈冲突一脉相承。杨金柱是激进派，斯伟江是温和派，陈有西是保守派。陈有西和斯伟江发生争论还是有点出人意料。根源在于陈有西的政治观。

　　陈有西反对革命，提出两点理由。一个是一首古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古人早就明白，国家大乱最苦的是老百姓，各种政治势力角逐，当炮灰的都是下面的子民。所以这句话是千古名言，国家能够改良、稳定，尽量不要革命。”另一个理由是大家都在同一艘船上，船沉了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应该同舟共济。

　　我想，每个人都不愿社会动荡，都不会轻易支持革命。改革和革命，作为一种学术主张，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陈有西反对革命没问题，但是他反对的理由完全不成立。社会动乱，最倒霉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有权有钱人。因为老百姓的数量远大于有权有钱人，所以不能看绝对数量，而应该看相对数量。一次革命，平民的死亡率高还是有权有钱人的死亡率高？平民的财产损失程度高还是有权有钱人的损失程度高？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陈有西说：“我们现在招助理，还要看看他家里条件怎么样。”有人马上就指出：“陈有西律师原来也嫌贫爱富？应聘律师助理也要‘拼爹’？”陈有西现在是有钱人，当然怕革命。杨金柱不一样，家产马上就要捐了。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船队，旗舰有问题可以换。中华几千年，改朝换代多少次了，不就那么回事吗？当年共产党打天下时，害怕的都是官僚和地主，无权无钱的老百姓怕啥？陈有西说，我们的理想和体制都没错，“我们的问题是后面发生的，慢慢蜕变的，逐步恶化的。”对这句话，我只问陈有西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问题？”这几段话，我只是在反驳陈有西的论据，并不代表我支持革命。[1]

　　改良还是革命？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发生分歧是正常的。韩寒因为鼓吹改良遭到了猛烈的抨击。韩寒的观点并不很保守，他至少不比律师界的领军人物陈有西保守。“虽然不赞同，但是我尊重韩寒、陈有西的观点。”[2]应当指出，在这两次争论中，陈有西是被动的、隐忍的。但是，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陈有西做出了强势的反击。[3]

　　以小河案为例，假定判决被告无罪为100分，按照公诉书判决为0分，那么一审判决可以给出20分。陈有西的观点是，小河案的法官顶住了部分压力，排除了部分罪名，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产生了作用。斯伟江、杨金柱的观点是，判决虽然不是最差的，但仍然不及格，部分让步是因为正义群体抗争的结果，没看出体制内的健康力量。

　　陈光武律师支持陈有西，他撰文《祈望北海——也谈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指出：“律师无论从从自身工作实际出发，还是从推进社会法治进步角度考虑，善于发现挖掘体制内的健康力量，并鼓励、引导其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其意义不言而喻。”[4]二陈的观点有相通之处。

　　我说：“请问陈律师：1、这是律师的责任吗？您何时也要求律师讲政治、讲大局了？2、还鼓励、引导呢？您是公检法的领导啊？！”陈光武说：“律师做案子，只讲法律，不讲政治是对的。但做人，则不能和政治绝缘。因法治也是政治。谢谢。”我说：“1、法治和政治是相对独立的；2、律师不是人吗？您怎么把律师和人对立起来？3、依法办事是法官的最底线要求，没必要捧得太高。这也是有西律师受批评的主要原因。”[5]

　　法官和律师只能讲法律，不能讲政治。反对政治介入司法，是包括陈有西在内的所有体制内、外健康力量一直坚持的原则。如果陈有西鼓吹律师应当讲政治，那么他凭什么反对法官讲政治？于是，陈有西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耍了个花招，他说：“斯伟江的立场，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认为必须与权力保持一定距离，并且时时质疑权力。不是一个政治的立场。”

　　陈有西将身份进行了偷换：斯伟江不是律师而是独立知识分子；他本人不是律师而是政治家。另外，陈有西犯了一个严重的概念错误：只有改良是政治，难道革命不是政治？必须指出，斯伟江和我本人仍然寄希望于改良。在任何国家，革命都不为法律所容，但是“革命是司法不公的最后救济手段”。[6]

　　进一步，陈有西对他的批评者进行了造谣：“这样的判断的最大失误是，13亿人口的国家，八千万党员，二千多万公务员，如果你将体制内的所有人都否定掉，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任何社会的前进，每一步改革、改良，到最后，还是要依靠体制内的有良知的人。”

　　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斯伟江（包括我本人）只对公权力的违法行为，特别是法官的枉法裁判行为，进行了批评。我们何时将矛头指向了全体党员和公务员？请陈有西律师拿出证据来！

　　陈有西始终鼓吹理性，而他在这篇访谈中并不理性，也没有他以往的严谨风格。陈有西提倡的是一种绥靖思想。他若接受招安，难免成为宋江。

　　参考文献：

　　[1]甄鹏.论杨金柱和陈有西之争[Z/OL].(2011-12-27)[2012-08-29].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1122750981.html.
　　[2]甄鹏.替韩寒说句公道话.(2012-01-27)[ [2012-08-29].甄鹏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b915f10100y5st.html.
　　[3]朱桂英.陈有西:法治进步来自理性的公民行动[N].新京报,2012-08-27(C07).
　　[4]陈光武.祈望北海——也谈体制内的健康力量.(2012-08-13)[2012-08-29].陈光武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aeaff70102e5vn.html.
　　[5]《祈望北海——也谈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文后评论.(2012-08-13)[2012-08-29].陈光武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aeaff70102e5vn.html.
　　[6]甄鹏.就吴丹红被打事件答问[Z/OL].(2012-07-09) [2012-08-29].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7137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