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公民模式的后民族主义国家政治命题

    命题二：成熟的政治民族总是立足现实，高扬理想。既心系本土，又畅想天下。交替运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辨证处理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

一，理解超级大国的“双重标准”

   “立足现实”意味着对于自己的利益边界保持高度自觉，对于国际秩序的无政府性质和世界之为一种自助体系，恒持清醒认识，而首先求得生存。没有民族主义及其国族本位安顿身心，这一切如何可能。另一方面，所谓“高扬理想”，就是无限趋近超越性的普世道德智慧和伦理担当，而于普天之下一切众生怀持一体平等、休戚与共之情，在此，正不妨标举“天下主义”，作育世界情怀。其间的辩证关联，如果非要堕落到运用所谓马基雅维理主义话语不可的话，那么，不妨说“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现实主义政治立场观之，两手玩得好就是政治成熟，玩不好就是幼稚。其间张力不免，克爱克威，收放自如，才是成熟国族的智慧。

    此间情形，正如芝加哥大学德裔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坦言：

    尽管大国几乎总是按现实主义行事，但它们经常宣称自己受更高的道德目标而非均势的考量所驱使。而且，它们把对手描绘成邪恶或不道德的另类。这种行为模式在美国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世界舞台上，美国常常举止粗蛮，却总是口口声声称自己的行为是道德的、正确的，而对手的行为是邪恶的、错误的。……美国的精英们常常用理想主义术语谈论外交政策，却以现实主义方式行事。

    此种情形固为“虚伪”，其实也不妨说是一种政治圆融，或者说，是成熟的商业民族所秉有的政治成熟，成熟的政治民族所固有的商业伪巧。而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即将本国族的利益边界最大化，为了自家的根本利益，包括“光荣与梦想”，不惜调用一切理念资源与制度手段，直至不惜诉诸战争，于烽火连天中赚得盆满钵满。

    远看当年西班牙英吉利之征伐美洲和印度，近看美利坚之隳突于中东、叫嚣乎北非，对此便一目了然。通常诟病的超级大国的“双重标准”，只有在此语境中，才能理解。其他国族并非无此奢念，只是行动权能不足以实现奢念，故而，一旦野心和私念发作，充其量只能演绎一些小型的“双重标准”故事罢了。因而，这是民族国家这一人间秩序格局下，博弈主体的普遍心理，也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的思想理据所在。民族国家这一政治法律单元所构建的现代世界之所以千疮百孔，此种“巧伪”担责多矣，中国于此不可不察，而须时时怀持戒惧之心，以免“临难铸兵，岂及马腹”。

    二，以普世伦理支撑“现代中国”

    就刻下的中国而言，如何因应，怎样措置，可从内外两面来看。

    自内而言，需要对于民族主义进行重构性阐释，经由充满同情地审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成长历史，将民族主义化为一种自学术至政体、由民间到思想的全民族文化自觉，从而将中国的文化本体与政治本体、思想本体与社会本体，恰予连缀整合一体，使民族主义成为国民的情感，也是公民的心智。

    毕竟，在古典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民族主义从来都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隐蔽主题。与此同时，藉由对于优良政体的追求这一公共热情，使自由主义成为公民的理想与国民的期待，促进民族理想与公民理想的有机统一。毕竟，自由主义以民族国家作为自己的时空依托，总要落地为具体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方始获得制度肉身，进而，才可能发挥其政治规范功能，并担负起政治理想的领航职责。

    自外而言，刻下可能做与应当做的是，充分运用中国的经济实力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藉政治权能谋取经济实利，同时，以大国之担当和全球胸襟，“协和万邦”，主张国际正义，伸张全球普世伦理，而首要牵引百年型的主流政治意志所念兹在兹的优良政体登堂入室，支撑起这个叫做“现代中国”的华夏邦国的政治屋顶。

    说到经济和政治的关联，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经济共同体属性，我们看到，现代国家的产生与谋求国族的经济利益本就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国家是军事组织化的公司，正是为了赤裸裸的经济利益，不少时候是海外经济竞争，才产生了造就强大国家的需求。不论是旧日的东印度公司，还是当今德克萨斯的石油巨头，其背后总是有国家“罩着”，二者的“一而二”与“二而一”的关系，道尽了现代国家的组织机理和内在动机。

    如今的全球资本主义更是将“货币战争”、“金融战争”和“石油战争”与军事手段交替使用，实现着传统军事力量不可能达到的目的。在此，将经济利益换为政治议题，使政治问题圜为法律议题，让法律难局诉诸文化申说，裨文化申说假手普遍正义，是一种基本套路。而这一切的背后，以政经和军事实力作为坚强后盾，正是政治民族令人眼花缭乱的纷繁铺陈，许多年里，让我后发东方国族瞠目结舌者也。

    三，以自由立国 养育充沛的国族意识

    正是在此语境下，的确，中国的民族主义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太过强烈，已经到了应该退场的时候了。相反，倒恰恰是太过羸弱，而且，“秃塞婆，秃纳爷巫”。较诸成熟的现代国族，弱到许多国人其实并无明确的国族认同和国族利益意识的地步，也就是前述唐君毅先生所说的欠缺“国家意识”的问题。

    此种情形，不惟存在于清末民初现代样式的民族国家初步登场之际，其实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正说明民族主义同样是一种养育的家国情怀，需要有意识地培育和引领，方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是在此，与其说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太强或者太弱，毋宁说是一个成熟与否的问题，表达方式是否妥恰的问题。

    而在上述不同语境中交替运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理念，一以国族利益和国民福祉为最高宗旨，正为走向国族政治成熟的进路之一。因而，“在境性的(besituated)普世理念”与“普世理念的落地化”，蔚为一种双向思考法则，提示我们需于两端恰予措置。一方面，以此在中国这一在境性思考来回应普世性要求，于“本族、本国、本文明”的生聚作息中追求惬意生活，将充盈的普世关怀具体兑现为对于此在国族，特别是它的具体实在个体的关爱，于落地化努力中兑现普世价值。

    换言之，在坚守自主主义普世价值的同时，牢记正是民族主义追求恰恰为自由主义价值提供了文化动机。而且，自由主义的普世诉求只有在民族国家主权范围之内才能获得其实践品格，并于获得特定文化形式之际享有鼓荡人心的激励作用。自主独立的个体也必得是讲某种语言的人这一点，最好地说明了自由主义追求的边界性和公民的民族本质。就此而言，甚至不妨说，民族国家意识是民主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对于一切抗拒普世理念的情境化借口保持高度警惕，时刻不忘“以自由立国”这一至上准则。毕竟，民族主义门槛太低，国民易受鼓噪引发激烈情绪，一旦克制不住，那时节，民族主义真的有可能堕落为“恶棍的庇护所”。更何况历史事实早已提示我们，民族主义是移现实政治问题的法宝，极易遭不良政客恶为利用。

    再者，前文曾说，“许多国人其实并无明确的国族认同和国族利益意识”，此不惟天下主义的中国文明传统势能一直对冲民族主义的结果，还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民族国家唯有“以自由立国，”将国民和公民的自由平等作为至高无上的国家目的，切实护卫其身家福祉，才能吸纳公民忠诚，促使国民皈依，养育全体国民充沛的国族意识和家国情怀，进而形成所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晚近以来，西方自由主义谱系中旨在护持消极自由的“最小国家”(minimalstate)概念，仿佛逐渐有被鼓励积极自由的“关爱国家”(caringstate)理念取替之势，其因在此。反面来看，它透露了导致多种族多族群的大型民族国家恒具离散倾向的诸多纠结，其折冲樽俎之间的万般无奈。其中，族群关系是重要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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