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前些时候，对公共事务颇有热忱，并经常就公共事务发表见解的广州民营企业家信力建先生被当局抓捕。对此，一些意见人士又在大发感叹，诸如“为什么连这么温和的人都要抓？”/“信力建是支持改革的，为什么要抓他？”/ “他又不是一个激进的人，怎么还要抓？”，等等。

在我个人看来，这些意见人士可谓是既没有原则是非，也缺乏基本见识。说他们没有基本原则是非，是因为他们忘了，无论是所谓“激进”的言论，还是所谓“温和”的言论，言说者的权利都完全是平等的，他们应同等地享有政府的尊重和保护。我希望这些意见人士下次在发出类似感叹时，能够费神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激进”的言论者被抓，你们的心里就会感到好受些？

说这些意见人士没有基本见识，是因为他们连一个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没有约束的专横权力，对言论的压制和迫害是没有止境的。一开始，最令当权者恼怒的，可能是那些激烈批评和反对他们的言论，这也是他们最想消灭的。但在消灭了“激进”言论之后，那些“温和”的批评言论就成了最刺耳的，因而也是当权者最想消灭的。在明确的批评言论被消灭后，那些委婉含蓄的调侃，又会让当前者觉得无法容忍。在这些声音都被消灭之后，人们哪怕是完全沉默，都会让当权者觉得不舒服，都会被他们视为无声的反抗。他们接着就会要求人民去赞美他们，最后连那些赞美得不太卖力的人，都有可能要受到权力的惩罚……

在经常发出上述惊诧之感的意见人士之中，不少人也喜欢在公共讨论中以“理性、中立、客观”来自我标榜（这些人也被网友戏称为“理中客”），并将批评和反驳者斥为“偏激”。但实际上，公共讨论的目的是为了探讨特定论题中的是与非。参与讨论的人，只需呈现论点并为之提供论据就行了，而参与者的个性化的特质，即使有可能在言论中不经意间有所体现，也是与议题本身完全无关的东西。可以说，如果一名意见人士在参与公共讨论时，还要特意标榜自己的“理性、中立、客观”，那就基本上可以断定是一个见识极其浅陋的人，因为任何一个稍有见识的人，都不可能在公共讨论中作出这样无聊的举动。

基于个人的经验，我发现一些理中客不但见识浅陋，而且极其伪善，甚至可以说到了人品堪忧的程度。我愿意在此略举数例：

（1）我曾经与一位所谓“中间道路”的倡导者有过几次论辩，在辩论过程中，我确实是毫不含糊地反驳过他的基本观点，但从未对他口出恶言。但就是这样一个“理性、中立、客观”的人，在我接受郭飞雄先生的辩护委托不满三天，就公开指控我要拿郭案”与当局做交易”，不不惜为此捏造事实。我当时真想托这位理中客帮我向当局打听一下：如果我要做交易，当局能给我开个什么价？

（2）几年前，有两个人冒充和尚作出不合和尚身份的举动，并因此被警方抓捕。我当时在微博上发表评论，大意是说：“这两个人的举动确实令人讨厌，但如果他们的行为本身并不违法，政府就没有权力去惩罚他们。他们的行为或许对佛教有所亵渎，对佛教徒也有所冒犯，但对一种普遍信仰的冒犯（而不是对一项具体权利的侵害），并不是法律的惩戒对象。越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越不应指望世俗权力来帮助维护和净化自己所皈依的宗教；这种指望甚至对自己的信仰构成更大的亵渎，因为一名信徒怎么可以对自己信奉的神灵（佛祖也好，上帝也好）如此缺乏信心，以至于认为神灵的力量竟然还不如一个世俗政府的力量？”我的这一言论，立马得到那位儒家宪政带头人（这个人也经常以理性、温和自居）的回应：“拜托，你懂不懂宗教是社会建制的一部分？如果有人装扮成你老婆的样子，在你家小区装疯卖俏，你心里会怎么想？”实际上，我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一名儒家宪政的带头大哥，都可以如此粗鄙和缺乏教养，可见中国大陆的儒学界已经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3）一位小有名气的律师，不但经常以理性、温和自居，而且要经常指控他人是“偏激”的、包藏祸心的“拆船者”。在关于聂树斌案再审审查的讨论中，他认为申请再审的代理律师的办案方向不对，应该越过法院的审判监督程序，直接提出全案重新侦查。我当时对此提出了反驳意见：“这种说法既无法律依据，亦不合乎法理：1、公安或其它机关无视生效判决，直接对已决案件重新侦查，无疑是对法院权威的否定与侵夺；2、法院虽无侦查（证据收集）能力，但有审判（证据审查）能力，完全可以审查原判证据是否充足；3、法院若改判无罪，相关刑案即属未破案件，重新侦查方可启动。” 这位温和、理性的律师对我的回应，不是据理反驳，而是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张雪忠基本就一不懂装懂的白痴，这法学博士不知怎么混出来的。”当然，考虑到他甚至可以在微博上举报他人的“政治错误”言论，他的这种表现就并不令人意外。

（4）还有一位信佛教的企业主，认同“素质论”，认为应该先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再考虑政治民主化。他一直认为我太偏激，不够理性温和，有政治野心，而我反对素质论则是为了讨好民众。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谁能保证张雪忠不会成为下一个毛泽东”，还经常艾特我，希望我能回应他。我一直都不想理会他，最后太烦了，就拉黑他了。他接着就经常在网上谩骂我，说我一边主张言论自由，一边却拉黑别人，是“一个虚伪的、邪恶的没有信仰的魔鬼”。我当时不禁大为感叹：“就连这样一个缺乏起码教养的人，也在嫌弃中国人素质不够好，可见这个世界已经荒诞到了何种地步！”

（5）理中客无论在体制内外，都不乏伪善的特征。比如，前段时间，不少法官在网上或报考上撰文批评“死磕律师”，说他们极端、偏激，破坏法官权威和尊严云云。但是，也是在这段时间，当政治权力将政法机关定位为党的“刀把子”时，人们却看不到这些法官站出来捍卫一下法官的权威和尊严。有一次，我还忍不住回击了一位法官对死磕律师的指控：“法官煞有介事地指控死磕律师损害法官权威，实在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如果律师的死磕是依法进行的，就不可能损害法官的权威；如果律师的死磕是违法进行的，法官只需依法进行相应的处置，就足以维护法官的权威。另外，不知道当领导干预你们手中的案子时，你们是否还会这样权威感爆棚？”

例子是举不完的，但从中总结的教训却是简单的：一个人若是真想改变这个国家的现状，推动这个国家的转型，就必须首先避免沦为理中客。一个真正想改变自己国家的人，不但会对根本性的问题进行认真而严肃的思考，而且还会诚实而勇敢地指出问题的根源，同时基于这种严肃的思考，来形成自己的价值和信念。只有基于坚实的信念和价值观，以及与此相随的远见，一个人才可能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来面对世人的冷落，承受权力的打压，矢志不移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假以时日，他的见识终将被更多的人所认同，他的承当终将被更多的人所信赖，他的认同者和追随者也将越来越多，他也就自然成了一项重大社会和政治运动的领导者。比如，甘地、曼德拉、金大中、昂山素季，莫不如此。

而那些理中客们，却并不特别在乎原则和是非。他们最在意的不是自己言说的内容，而是自己言说的姿态。他们既害怕冒犯专横的权力，有担心违逆读者的情绪。他们对重大的问题缺乏严肃的思考，热衷于贩卖一些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的文字，并且小心翼翼的避免得罪人。但在公共事务上，一个人若是不敢得罪任何人，也就不可能影响任何人，更不可能领导任何人。毕竟，一个缺乏明确见解和果敢承担的人，又能有什么资格去影响和领导他人？

总而言之，一个人让自己的国家有所改变和进步，就必须时刻提防自己沦为没有原则和是非的理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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