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打律师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4月21日上午，周方毅等“涉黑”案多名辩护律师，在湖南衡阳中院大门口被一群身份不明人员拉扯、抓伤，现场情况经由社交平台被广为传播。事发后，湖南省律师协会介入交涉，要求衡阳有关部门“对殴打律师的恶劣行为及人员严肃处理，并要求切实保障律师人身安全”。

    此次律师被袭击，暴力手段有升级倾向，殴打、侮辱、撕扯衣服，而过程中的法警作为，各方表述有差异。据衡阳中院说法，事发当时，法警及相关人员“立即上前制止”，但被打律师则认为，现场法警和安保人员“行动很迟缓”，“没怎么用劲”、“制止围攻似乎是象征性的”。对现场情况的最终还原，有赖监控录像的公开，耐人寻味的是，据媒体报道，现场只有与警方熟识、“握过手”的某身份不明人员的拍摄行为未遭遇暴力对待，而律师群体的拍摄取证则被暴力阻断。暴力事件发生前，辩护律师发表公开信，指侦查机关涉嫌“刑讯逼供”与“编造证据”。相关人员与警方的关系，有待独立权威的调查，律师在具体案件中的遭遇，难免引来外界对律师执业环境的担忧。

    混乱的围攻律师场面，嘈杂的方言谩骂，“律师为黑社会辩护”或是此次暴力事件的诱因，有知名微博博主甚至发出“对这些无耻律师就要往死里打”的声音。结合此前类似事件中的社会舆论，会发现，愈演愈烈的庭外暴力，集中聚拢于刑辩律师这个群体，在恶性的肢体攻击之外，更多的不理解、非议甚至敌视并不少见。现行《律师法》对律师的定位已经非常明确，“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但法律规范上的统一认识，并不代表社会层面对律师行业的态度与认知不存在争议，所谓“为坏人辩护”便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误解。

    “坏人”该不该有律师？在法治原则尚未确立的社会，可能会是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但现代法治环境中，作为最基本的底线共识，却不应有撕裂。任何社会成员，在未经法院判决之前，都不得认定为有罪，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由此出发设计并运转的法治秩序，对任何一个公民的罪与非罪，认定需要有非常严苛的法律程序。在此之前，律师为公民提供法律帮助、为其合法权益进行辩护，都不该被非议，更不能暴力相向。社会不能只在冤假错案爆出后才“悔不当初”，要有对每一个具体案件中律师执业的充分尊重，才能防患于未然。

    法治秩序之中，律师职业的角色在于独立于侦控审机关，保障公民在诉讼中的权益不被侵犯。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关于“防范冤假错案”的专文中大篇幅强调律师的重要性。“现代的诉讼构造，为防止一边倒，通过立法安排了刑事辩护这样一种对抗力量，从而形成了诉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格局”，“辩护律师都是法庭最可信赖和应当依靠的力量”。需要大法官撰文强调这样一个法治常识，足可见相关误解与敌意在各领域的普遍性，不过客观来说，上述对律师职业的正确认识在近些年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也包括侦控审各方。

    律师是为“对抗”而生，但这种对抗不应该在法院的大门外，更不应该以暴力的方式，律师是为公民合法权利而在法庭上做控辩对抗，不该在法庭外为暴力所围攻。让律师无人身危险、免于恐惧地走向法庭，让充分的言辞与证据之争在法庭进行，庭审过程中的控辩双方有效对抗，是解决“庭审虚化”问题的关键，而与此同时，让法庭外的暴力与恐吓得到遏制，是有效刑事辩护与司法程序公正实现的必要前提。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南都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