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5月22日上午，《广州日报》记者林霞虹到增城市人民法院旁听一起受贿案，通过安检后，欲携带手机进入法庭，为法警张美来阻止，双方发生争执，法警竟掐住了女记者的脖子往下摁，动作持续了两三秒。事后，增城法院反应神速，将张美来停职，并责成其向记者道歉，同时，主管法警工作的院领导和法警大队长向记者传达党组决议并致歉。

　　读此新闻，无比诧异。这些年来，我去法院旁听案件，应不下十起，每次都把手机带进了法庭，从未遭到阻止。一般而言，开庭前夕，法官会宣布，禁止旁听人员录音、录像与摄影，若有此需要，请提前与院方联系，待其批准;开庭之后，法庭会屏蔽手机信号。因此，庭上的手机，几乎全无用处(我只用来看时间)，实在无需惊惧。

　　即使如增城法院，门槛较同侪为高，禁止手机进法庭，那么，对于异议者，法警就有理由动武么?我见过种种法警，有怒目金刚，有低眉菩萨，大多与常人无异，却从未见过言语不和即拳脚相向的法警。法院是说理的地方，不是动武的地方，它适用“批判的武器”，不是“武器的批判”。一旦法院沦为演武场，法警沦为施暴者，最大的受害者未必是被掐脖子的记者，而是司法权自身，一脸暴戾的它，不再是正义的天使，而是正义的天敌。

　　我的一位朋友，将增城法院这一幕称作“司法公开被掐住了脖子”，堪称妙喻。不过在我看来，此中还有一个更致命、更迫切的问题：法警如此猖狂，底气何在，谁来约束;假如法院不能秉公，反而袒护法警，则谁来约束法院?

　　记者被法警掐脖子后一日，周泽律师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长称其委托手续无效，致使他被法警“强行架出法庭”。这是上午的情节。下午，周泽以公民身份领取旁听证进入法庭，开庭前，法警队长说接到命令，不许他旁听，他抗议江西高院非法剥夺公民旁听权，结果再次被拖出法庭。同一天，辩护权与旁听权先后被剥夺，律师与公民的身份先后被侮辱，模仿吾友的语气，这该是“司法公正被拖出了法庭”。

　　在此，法院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当然这取决于它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在强悍的政府面前，司法机关形同奴婢，往往不由自主，被迫甚至惯于卑躬屈膝，所以我们才大力呼吁司法独立，希望司法权不要再跪了，要敢于挺身而起，制衡横行无忌的行政权;另一方面，待司法权从政府那边转过头来，便迅速变脸，高高在上，飞扬跋扈，仿佛行政权施与它的凌虐，它要加倍施与眼前的对象。所以我们有时会看到，法院专横起来，并不弱于政府;司法腐败起来，毋宁更加触目惊心。

　　高一飞教授有一著名论断：司法要独立，必须先有制约，没有司法制约，司法独立必将流于司法专断和司法不公。我曾与他争论，认为两者可并行不悖，司法独立与司法制约，哪个都不可或缺。对此，有人会说，难道吾国的司法权所受到的制约还不够么?事实上，当前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制约，并非合理的制约，而近乎是禁锢、压迫，这样的制约，好比在一个孩子头顶，加载千钧巨石，禁止其成长，以便于操纵，为我所用;合理的制约，则当在鼓励其成长的前提之下，加以适当规约、限制，以防其挥霍、腐化、行凶，误入歧途。

　　说到底，我们的司法权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正在于不该受的制约太多，该受的制约却太少。法院常常被政府掐脖子，反过来，它便一把掐住了记者的脖子。

　　2014年5月23日供《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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