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2014年4月19日，因城管暴力执法并殴打拍照的路人，引发旁观者义愤，浙江苍南大量民众围殴5名撤退不及的“城管”，致2人失血性休克。有评论称：这一群体事件可谓社会各种“反官情绪”的爆发性宣泄。

　　搁置该论的整体观点，单看上述说法，未尝没有道理。所谓“反官情绪”，无非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一种结构性怨恨。这种结构性怨恨，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除了对以城管为末梢的城市管理体系的不满，在拆迁、计生、教育、养老甚至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不少人都有过糟糕体验，更别说对大量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这些，导致了“反官情绪”。
 

　　这些不满，若能顺畅表达，可以方便政府倾听民意，改进施政，或至少改进与民众的沟通。没有哪个政府能在所有方面让被治理者满意，就像犯罪率不可能降为零一样，但总有相应的纠错机制和改进途径，来压低这种不满的水平；如果做不到，治理者就应通过正当程序被撤换，“换个人再试试”。
 

　　倘若民众的不满情绪在不断积累，却无法及时启动纠错机制，主政者无动于衷，甚至只是铁腕维稳，社会内蕴的爆炸力就会日渐增强。一旦有隙，暴力报复便喷薄而出。对转型社会而言，这种“薄壳效应”，不仅如《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言，可能发生在实质改革真正启动的时刻，更可能猝发于实质改革久拖无望的情形。
 

　　据统计，自2008年湖北天门市城管人员打死拍照的魏文华以来，各地城管殴打拍照者（或被误认为拍照者）的事情，已至少发生近十起。
 

　　2009年，一本《城管执法操作实务》里的雷人语录被广为传播：“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这类实操秘籍，在互联网时代，几乎瞬间就植入网民头脑，完成对城管的负面心理认知，激起“同仇敌忾”的社会情绪。在一些地方，城市管理始终难有改进，城管与小贩的战争，在此次苍南事件中，就已扩展为城管与部分民众的冲突。
 

　　拆迁领域也是如此。各地屡发暴力强拆，必然激起相应的暴力抗拆。尤其在人数众多的场合，由围观至行动，现场更易失控。由目睹公权暴力，触发“反官情绪”，再至当场暴力报复，或已是一种正在日渐成型的刺激-反应模式。
 

　　无他，人并不总是冷静的经济人，其行为除了受金钱利害计算的指引，更受情绪支配。对个人而言，生命当然重要，但总有“一口气”咽不下去。这口气事关当事人的基本尊严，总有人要“讨个说法”。对群体而言，一旦触发“反官情绪”这种社会心理，行动者就会扩展为处于类似地位或有过类似经验的人。实际中，参与者往往认为自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不是简单的“乌合之众”所能概括。
 

　　面对这种集体行动，在随手拍的互联网时代，瞒是瞒不住的。苍南城管殴打拍照者，本想阻断暴力执法的线上传播，却立刻激发了线下的暴力报复不说，也使线上传播更快更强。堵的方式不仅于理不通，于法不合，也越来越无效。
 

　　如果习惯于暴力维稳，结果就只能由个案扩展到类似事件，由这一领域扩展到另一领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民众由不满而怨恨，由怨恨而暴力报复的通道，可能会被彻底打通。于官于民，暴力显然都不是目的，化解怨恨、平稳转型，活得有尊严，才是目的。
 

　　其实，要从根子上化解这种结构性怨恨，并没那么难。“维权就是维稳”，这简单的道理，已是社会共识。形成共识不易，但从共识到现实，又还隔着几重困境。困境之一，当然是治理者如何克服既得利益的阻挠，主动开辟包括司法内在的多种救济通道，从百年转型的长远大计着眼，诚心诚意，为依法维权打开更宽广的制度通道。
 

　　苍南事件后，民众对媒体说，当地城管执法时“态度简直是180度大转弯了，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难道，非要经过暴力，治理者的行为才能实质转变？如果只听得懂暴力语言，对社会无疑是灾难。
 

　　困境之二，是处于类似地位、有过类似经历的民众，如何有效地告别原子状态，使社会拥有更顺畅的协商与行动能力，避免“乌合之众”的陷阱，尽量避免暴力，以更成熟的方式来表达诉求，争取权利。
 

　　实际上，各类精英，不管是“草根英雄”还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真“君子”，都已在做这种努力。政府应以开放的胸襟，鼓励公民依照法治之轨，踊跃参与公共事务。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公共治理与社会转型中的街头暴力。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10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