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关于社会侵蚀、政治衰败、社会动荡和社会溃败已经由费孝通、亨廷顿和孙立平等人所论述，这里主要讲的是社会的坍塌。毫无疑问，社会的动荡蕴含着一种社会生机，是新生力量在希望目标的牵引下对于旧制度的冲撞，也可能是多种利益板块的现实交锋，动荡本身并不是腐朽的。尽管有人把稳定的反面列为动荡，这带有明显的既得利益立场，稳定并不可能一定包含自由与幸福，也不一定全部蕴含善意。集中营与监狱里都是一种稳定的结构状态。否定动荡者是要维持现状，这是确凿无疑的，往往是既得秩序利益者，因此，社会的动荡并不一定就具有动乱的目的，动荡是在为固化的社会结构寻找出路。政治衰败也不完全适合当下的语境，虽然政治衰败是独裁、腐败和暴力的结果，意味着政治失去了应有的统治和整合功能，其动员能力的彻底失败只能以暴力代替权力。但是新威权主义的返祖证明，政治权力尚有充沛的统治资源，其组织架构以及组织能力远未进入这一判断，先辈留下的政治遗产并未消费殆尽，民间社会也并非全部丧失回应其动员的兴趣。这一点从近年来一些剧场化的效果已经充分说明，政治文化的惯性和制度造成的路径依赖使社会很难即刻全部启蒙，当然，其中不排除一定的利益投机。社会侵蚀主要来自文化中的差序与等级傲慢，这是中国文化在文明化过程中的巨大偏差，但也并不等于说，一种文化的选择就永远决定了其制度选择和文化再造。这种局面的造成主要是规训文化的单向灌输，其自身并不能成为一个孤立的渠道，必须借助于政治权力体系助推，或者本身就是政治格局中的一种文化教育安排，也是社会在坍塌过程中的参与性力量。它不同于政治衰败，因为政治衰败的过程也是社会侵蚀减弱的过程。更不同于社会动荡，动荡意在拒斥侵蚀，而侵蚀是为消解动荡。

　　孙立平所说的社会的溃败主要是社会的溃散和失败状态，也就是社会在一种制度文化中的自行解体，社会本身所呈现出的僵死局面。溃败的原因是改革偏差或改革不到位而引起的社会自律功能的丧失，孙立平一方面谴责社会的溃败现象，一方面寄希望于用体制的力量来进行拯救。尤其认为“改革开放是沾了计划生育的光”、“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这种社会溃败论本身已经进入了自设的的逻辑陷阱：一方面颂扬计划生育这种最大的恶政，一方面又认为目前的一切进步都是改革的成果。这种批判有一种巧妙的暗示，即是所有腐败、黑暗、伦理崩溃、文化破坏都是社会自身的责任，并暗示了一个永远正确的世俗王位和领导核心。

　　社会的坍塌不承认当前语境进入了社会的动荡、政治衰败和社会溃败，而是社会在强大的外力作用下已经坍塌，之所以社会在各个局部环节显露出腐败并不是社会本身的问题，而是用坍塌阻塞了社会局部之间的健康交流与更新。社会的生机被压抑起来，它的整体并未溃败，而是受到了恢复健康的阻碍，这一点完全可以由一些特殊情况下的民间反应能力来证明。出于人类共同的自由与和平的向往，人的理性能力知道仅凭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抵抗来自方方面面的侵害，每一个人都无法彻底脱离社会，这正是组成社会的黏合剂。目前的社会坍塌并不是一个瞬间的力量造成的，而是一种长期的暴力革命、运动治国、反复折腾及意识形态强制的结果，也是专政策略的产物，它的生成机理节点清晰，线索明朗，特征突出。

　　一、暴力革命对社会的颠覆

　　1、乌托邦暴力革命掀翻社会。社会本是一个自发的生态体系，它有着漫长而稳定的传统脉络及其结构，是人类文明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这个稳定的格局具有对任何突然降临的异己力量的排斥本能，并能消解或消化外来文明的侵入。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自洽的组织体系，它对于任何革命动员都抱有谨慎的质疑，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保守理性的有机体。乌托邦暴力革命的发动首先要打破社会的稳态结构方能实现自己的动员能力，否则，社会本身会吸纳革命的暴力资源，并进行稳态化的转移。对于乌托邦暴力革命的资源动员来说，它的主要敌人是要颠覆的现实权力，最大的阻力并不是现实权力的对抗，而是一个稳态的社会结构，因为社会具有一定的辨识和排异能力。所以，乌托邦暴力革命在初始阶段必须以暴力手段制造社会的坍塌，使社会的整体状态产生分离，然后进入各种利益的强烈对撞，这样的情况下，革命才出现成功的机会。列宁直言不讳地强调，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政治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里横空分出一个阶级，就是要把“无产者”从一个社会中撕裂出来组成一支队伍，凡是不能加入这一队伍的另一个阶级就成为暴力革命的对象和专政的对象。本来，无产阶级只是一种想象而来的社会身份，但在历史的某种节点具有一定的动员能力，于是一个乌托邦暴力革命的集团可以迅速凝聚起来。这样一来，固定的传统社会被即刻打破，社会分成了不同的板块，用一种板块去摧毁另一种板块，造成社会坍塌的开始。乌托邦暴力革命的目的十分明确，它不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结构，而是夺取政权，因此，造成社会的坍塌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因为社会本身包含了对于传统因素的保守。

　　社会的目的仅仅是抵抗来自他处的侵袭，是以人的生命为核心的，其本身具有强大的团聚功能。针对这种保守理性，暴力革命就是要制造社会不同板块之间的仇恨与冲突，也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只是一种动员手段，可以最大可能地释放社会压抑起来的暴力欲望，也能迅速释放出人性之恶，并且革命本身具有美化恶行的崇高色彩。悉尼•胡克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决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科学的。因为他们所赢的是权力，而不是社会主义。即使他们完成了社会主义——从他们的方法来看，这是一件极端不像会有的事情——这也不会证明他们的方法可以在别的地方成功。”布尔什维克宣扬的是一种乌托邦革命而不是现实主义革命，它首先要预设一个超越所有现实社会的天堂，把实现天堂的路径作为对社会的摧毁。这种革命丝毫不隐瞒对于传统社会结构的仇恨，在其宣言中一定要砸碎旧社会的锁链才能走向天堂的台阶。这种激进的乌托邦革命必然采取暴力的手段，暴力被美化成英雄，而传统社会成为阻挡革命的恶魔。乌托邦革命承诺给加入暴力行动的阶级，只要勇敢地砸烂旧社会才能建设一个自由幸福的天堂，其前提是每一个革命者必须脱离社会及其家庭的束缚。每一个乌托邦革命者都没有祖国，只是无产阶级战士，因此，不必顾虑原来的一切传统。柏克发现，当年法国雅各宾派进行的暴力革命就是要摧毁家庭、教区、地方社会、慈善组织及其教会等中介结构，使个人与政权之间失去缓冲区，让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直接面对政治权力。后来其它国家的一些乌托邦革命也无一不是彻底摧毁这些社会机构和单元，然后才能如愿以偿地导致社会的全面坍塌，而社会的坍塌才是乌托邦革命的基础条件。二十世纪的乌托邦革命所制造的人间灾难已经证明柏克的准确预言，因为只有使社会坍塌以后，权力暴政才能为所欲为。

　　2、制造社会的坍塌是乌托邦暴力革命成功之后的执政手段。阿伦特说，暴力革命可以摧毁权力，但根本不能产生权力。因为暴力可以得到正当化，但它永远不会合法的。因此，任何乌托邦革命成功之后的执政方式很难永久停留在暴力化的基础上，虽然专政本身就是一种隐形暴力。这样以暴力革命取得的政权必然继续使用暴力，但无法使暴力常态化和合法化，而社会具有自身的整合能力与反抗功能。继续制造社会的坍塌就成为政治权力的一种统治手段，传统社会是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保护生命的脐带，有一种强韧的对抗权力和暴政的本能，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或削弱由专制带来的伤害。尤其是这个社会中的贵族和士绅阶层，他们不仅是基础秩序的维系者，还是关键时刻对抗暴政的勇士，在社会联结方面具有重要的纽带和示范作用。执政后的革命政权要获得稳定的统治资源就必然阻断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联结，同时剪断与传统的脐带，使社会呈现原子化状态，从而消除对于政权的威胁性力量。因为贵族和士绅是传统社会的基石，革命政权就会一定先把他们打倒或剪除，使自然秩序中的联结点消失在原子化状态之中。将贵族和士绅打倒之后，传统社会的基础组织就失去了联结的纽带，即使尚存一些民间组织也失去了根本的力量，以此造成整个社会坍塌的前提条件。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沉痛地写道：“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会愈合的创口。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以来发挥着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将贵族根除使它的敌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会复生;它可以重获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恢复前辈的心灵。”

　　因为贵族和士绅在基层社会还具有救助功能和经济自足的作用，所以乌托邦革命政权要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就必然把它打倒在地，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军营或劳动营。由于对公有制的迷信，必须剥夺任何个人的生产资料，打破社会之间的相互救助，把每一个人捆绑在新政策上面，从而进行大跃进式的乌托邦实验。正如吉拉斯所说，苏联在革命成功后，人民的自由就立即被剥夺。1940年，苏联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就业自由，并规定对擅离职守者予以惩处。在这以后，一种奴隶劳动制度(即劳动营)开始发展，这种劳动营的劳动与工厂间的劳动之间几乎没有差别。在其它一些乌托邦政权中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大批的国有农场及其公共食堂，意在消灭社会最小的单位元——家庭，使每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原子化的个人。

　　对于执政者来说，这不仅仅是对乌托邦试验中生产效率的追求，还是对于人的本性的拒绝，他们妄想通过这种坍塌社会的方式重新建立一座由权力任意驾驭的集中营，让人们在集中营中实现平等。这种专制手段一方面是暴力革命思维的后遗症，将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当作必须服从命令的士兵，不允许有任何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个人必须附着于这架专制的机器之上。一方面是出于统治成本的考虑，消除每个人的财产权，使个人无法独立生活，也无法自由就业，任何个人如果不进入劳动营就无法生存，这种统一安排组织的劳动方式抑制了人们的其他诉求空间，从而大大减少了控制社会的成本。悉尼•胡克发现，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行业或部门的长官就是一个暴君，行政所及的范围越大，危险也就越大，尤其是当迫切要求效率的时候，便自然把不公道说成是一种必要的恶来骗人。这种导致社会坍塌之后的统治手段便于对人进行奴役和摧残，无论是人民公社，还是集体食堂，或者劳改营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一种瓦解和代替，以此阻断人们回归社会自治的路径。因为乌托邦革命不承认人的权利和生命的尊严，所以这种集中营管制下的统一劳动支撑了专制政权最初的理想痉挛。

　　3、后革命时期维稳格局的需要。在后乌托邦暴力革命时期，这种劳动营式的控制手段已经在窒息权力本身，因为权力的统治欲望得不到资源补偿，于是不得不有限开放市场。市场的有限开放必然打破过去单一的古拉格结构，造成人口与生产要素的流动，这种情况下，社会有恢复之势，而社会的重新恢复会形成对于权力的制约或抗衡，因为被放松了管制的人们发现，生命还有许多天赋的权利。这时候，一些乌托邦政权会审慎对待托克维尔命题，防止在放松管制的情况下出现革命，于是会再一次制造社会的坍塌，以此延缓革命的发生。一是使用户籍政策限制人口的自由迁徙，将每一个人永远固定在一种地方，并利用户籍绑架上学、就业等权利，使大部分人无法依赖社会，而只能依靠户口。二是井田式、网格化的维稳模式，使维稳力量下沉到可能重新凝结成社会的生活社区，进一步阻断社会的形成。三是由基层权力机构不断以维稳的名义制造事端，造成社会需要高度控制的假象，从而拒绝放松社会管制的要求，让每一个人面临社会动乱的威胁。四是放纵一些利益集团疯狂攫取全民利益，然后引发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制造社会裂隙，并让各群体之间产生仇恨。孙立平所说的一些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了严重侵蚀及其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这并不是社会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权力纵容的结果。这样就造成了一种迫切需要主持公平正义的力量要求，使得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和干预变得名正言顺。

　　五是基层权力黑社会化起到了进一步撕裂社会的作用，尤其基层权力长期豢养黑社会看家护院或处理民间矛盾，加深了社会细胞之间的敌意，使得社会的大规模整合变得十分困难。由各种利益板块之间形成的敌意与区隔，造成了社会联结的中断。各种诉求之间无法达成谅解，这样使得各种冲突不断，事件升级。矛盾与冲突不但说明社会并未溃败，真正的溃败则不会有剧烈冲突，反而说明社会潜藏着巨大的反弹力，维稳正好利用这种冲突进一步制造社会的断裂。这并不像孙立平说的那样维稳能毁灭一切，而实际上维稳并不能毁灭一切，只是转移一切，把官民冲突转变为民与民之间的冲突，把民与基层政权的冲突转移成民与黑社会之间的冲突，从而实现维稳目的。

　　六是以维稳的名义限制各种民间团体的发展，社会自发的民间团体在市场条件下已具备发育的条件，这种由各种诉求和价值取向联结而成的团体有着对抗外部侵袭的作用，壮大之后还会形成参与公共空间构建和政治博弈的力量，因此，这种团体往往被列为维稳对象。同时家庭教会及其信仰自由的限制也是维稳的手段之一，因为真正的信仰自由极易恢复社会的本来生机。由民间自发的真正信仰会成为民间社会的灵魂，使社会变得坚韧而高贵，这恰恰是维稳主体所担心的。哈维尔指出：真正的信仰与乐观主义的热情之间的区别是，它并不从特定的现实或假定中汲取力量，如果依赖于此，在失掉了这种依赖之后便如同刺破了的气球一样垂头丧气。真正的信仰不是由某个惑人的对象引起的迷狂状态，而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状态，一种深刻的存在维度，一种你要么有，要么没有的内在引导。这种真正的信仰可以将你的整体存在提升到更高的存在的高度，从而超越世俗权力的评价和审察体系，这恰恰是对抗暴政最有效的力量。维稳思维就是以社会为假想敌，维稳手段便是利用各种方式破坏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只有不断激化社会人群之间的矛盾冲突，维稳的格局才能形成。所以说，维稳压倒一切就是让社会继续坍塌，只有社会的坍塌才能压倒个人的一切，仅凭维稳的力量并不能压倒一切，只能搅乱一切、扭曲一切。

　　二、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瓦解

　　1、集体主义对社会的撕裂。经典马列主义认为，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身解放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在道德上的一种必然要求，它主张个人必须服从集团、民族、阶级和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服从集体利益，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主义承认存在个人利益，但不允许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取，或者冲突集体利益。这样一来，个人利益就已经形同虚设，因为不允许争取的利益是不存在的，并且集体具有无上的权力。这种意识形态首先把集体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每个人在集体面前只有奉献和服从，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的对个人的强调都会被扣上个人主义或资产阶级的帽子进行道德审判。而集体又是什么?集体并不是全体共同体成员的加总，集体只是一种以共同体成员命名的权力的化身，也就是只有进入权力核心的人才能代表集体，任何无权的个人都与集体无关。从这种道德原则上顺利地撕裂的社会组成的基础——人的私利的拥有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结构迅速被一种无处不在的集体主义所代替。正是为了私利的合法存在，人们才自愿结成社会，并以各种“社群”的形式组成单元，这种单元不一定只有向外的敌意，但是具有防止外来敌意的准备。而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坚决反对任何个人私利的结合体，集体具有垄断一切的权力。

　　集体主义是二十世纪的政治神话，它直接来自于乌托邦暴力革命之后的专制政权，既是一种极具蛊惑力的政治动员工具，又是一种减少统治成本的社会控制手段。这种道德原则一方面承诺集体保证个人利益得到发展，另一方面要求人们自觉地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必要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在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系列违背生命基本伦理的典型，个人的生命不如集体的一只羊，甚至为了保护集体的一根木头牺牲生命也成了这个时代的道德楷模。这种意识形态对于人的尊严与权利的盘剥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任何个人不允许有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主张，必须听命于集体的权威和号召，否则，便是违反了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一定被集体主义的道德高地所审判。在集体主义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经从潜意识里失去了自我，个人独立的生命已经不具有任何意义，集体已经成为无意识人格的精神归宿。集体主义对于社会的代替成功制造了自身的人格化特征，在集体无意识的人群中，集体早已成为一种精神统治，人们的行为只有受制于集体主义的要求才是合法的。集体主义是家长制的现代翻版，它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而是专制主义的另一种伪装，因为名义上的集体代替了统治者本人，而实际上只有权力的核心才能代表集体的核心。

　　可以说，在二十世纪的所有意识形态中，集体主义是一种最腐朽、最虚伪的政治工具之一，它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剥夺了个人利益。由于这种道德原则的强制性，集体主义付诸于各种政治实践和社会控制，所有背离这种道德原则的个人利益主张就要受到权力的惩处。这种虚伪性在于它并不否定个人利益，并广泛声称集体主义的理想完全是保护个人利益。正如斯大林所说：“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他还说，“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应当有这种对立，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充分的满足。此外，社会主义社会是保护个人利益唯一可靠的保证。”

　　自我神化和乌托邦承诺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特点，它的政治实践恰恰是它承诺的反而，这正是它的虚伪性所在。在集体主义代替了社会自治的二十世纪，已不存在任何独立的个人，家庭也不再是最小的社会单元，在你身处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集体在笼罩着你，正如组织一样，你始终看不到它，但它已经无处不在。任何主张恢复社会结构的欲望都是对集体主义的反动，是一种另立山头的政治阴谋，必然受到权力的制裁和打压，长期以往，每个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集体主义之中享受一种无意识的奴役。所以到今天，集体主义仍在占据相当大的文化空间，虽然其意识形态已经祛魅，但它对于文化的浸入已经长久不衰。

　　2、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社会的压制。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主张全民利益，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改造社会，限制资产阶级，打压个人及其资本的利润追求，在道德和法制方面遏制市场的发育，确保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由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出发，对于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实行计划方式，所有人的生活及其经济活动完全纳入国家的计划之中，将个人从原来的传统社会关系中彻底转变过来。国家面前，个人更不允许有经济生活方面的自主权，个人的一切都由国家作主进行计划实施，包括学习与生育都由国家安排完成。在这种强硬的意识形态中，传统的社会被挤出了生活空间，原来的社会自发组织完全由国家安排的机构进行代替。社会主义主张必须保留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由国家控制重要经济资源，以国家有计划的安排的方式制订就业计划。并坚决拒绝让市场及资本力量控制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体系，堵绝市场资本对于重要领域的加入。这种意识形态使社会的发育釜底抽薪，抽空了社会联结的物质基础，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和关联。

　　计划经济本身暗含了对于民主的否定，民主是人民自己作主安排自己的生活，而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是国家替人民安排生活，实际上是剥夺了人们生活的自主权利，每个人只能成为国家这头怪兽上面的附件。哈耶克和波普尔都曾批判过这种奴役之路，但是其深藏的对于社会发育的压制远比经济的垄断危害要更加深广。在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社会必须被解散，知识必须被奴役，国家成为真正的垄断者。其充足的理由是个人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幸福，甚至没有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也成为腐朽、没落的代名词，资本主义社会成为相对于文明的野蛮、落后部落。胡克指出：“一切社会主义运动源源不绝的力量源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公平和不平等。贫困、不安全、失业、战争以及它们在文化上的影响，本身都不构成为社会主义作论证的一种证据，因为始终有这样一种抽象可能性，即尽管资本主义是这样糟，但社会主义也许甚至更糟。但是这些因素是一种咄咄逼人的证据，让人要去追求某种更好事物，而且只要马克思主义者能证明在资本主义之下不可能在这些方面有根本的改善，它们就构成反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论据中最强有力的论据。”

　　这里的关键所在并不是不相信资本主义自身的调节和净化能力，而是担心资本的自由集结会形成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从而成为政治博弈中的力量板块。与其说政治权力是对资本和市场的控制，不如说是对其资本和市场身后的社会空间的提防。社会与资本的联结会消解国家主义的压制，使脆弱的个人得到民间救济，从而使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神话得以破灭。本来，社会自身具有强大的互救能力，正常的生态调节会使社会的利益分配达到均衡，但这样的结果会架空国家的实质作用，国家对于人们生活的渗透和影响会因此而减弱。由乌托邦革命而建构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让主义彻底代替国家和社会，其中的权力欲望不允许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建立，所谓的国家也只是以国家的名义实行少数集团阶层的统治。与此同时也必须让社会在主义之下消失，只有社会的消失，权力之手才能全面抻进人们的生活、精神和文化空间，因此，这种在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压制之下的社会不是溃败，而是在巨压之下的坍塌。只是在坍塌的社会瓦砾之下，社会的发育因素并未消亡。权贵资本主义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并非由社会的溃败导致而成，完全是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控制和垄断资源的情况下形成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乌托邦革命形成的新阶级利益集团，根本不值得对其进行道德和伦理拷问。如果说这些是由社会溃败而发生的怪象，那势必是对国家的制度之源进行开脱，批判者本身也是利益分配不公的利益均沾者。如果社会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社会本身的均衡机制绝不会形成权贵结合起来的利益集团，所谓的权贵实际上只有权力一家，贵是权力的结果，而不是平等合作，因为革命之后，真正的贵族阶层已被摧毁，剩下的只是由权力创造的土豪。

　　3、极权主义对社会的全面瓦解。极权主义超过了历史以来的任何专制和独裁，是一种现代政治现象，它不同于以往的专制统治和权威主义。极权主义意味着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所构造，几乎不存在私人空间，自由被挤压至最低限度。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基础性支持，政治权力延伸到每一个人和每一个角落，这种政治统治具有空前的强度、弥漫性和渗透性。正如哈维尔所说，与此相比，历史上所有专制制度都会显得天真无邪。它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对人的非政治生活中也是进行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汉娜•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意味着私人及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包摄在一个囊括一切的统治过程之内。国家和社会的界线被取消，整个社会被彻底政治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国家之外，当然更不允许有一个相对于国家的独立的社会阶层。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统治，通过政治权力的全面延伸和渗透把整个国家打造成名符其实的集中营。这种情况下的社会基本被瓦解，因为政治权力伸进了每个人政治之外的所有生活，社会的内容被全面肢解，但是，尽管如此，这并不等于是社会的溃败，依然可以当作是社会的坍塌。即使在这样的极权主义社会，组成社会的良善因素并未腐烂，而是在政治权力的高压之下潜伏起来。正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重要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完全徒劳的动作、一个拥抱、一滴眼泪、向垂死之人所说的一句话等等，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他突然想到，群众保持着这样，他们不会忠于一个党、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思想，他们互相忠诚。他不再看不起群众，或者只是把他们看做一种早晚会猛醒并改造世界的惰性力量……，群众仍保持有人性，他们的内心没有硬化，一直怀着相互的感情”。

　　在奥威尔看来，群众之中有保持人性者，虽然不能带来任何直接的结果，但从长远来看已经打败了极权主义。历史发展正如奥威尔的惊人预言，即便是极权主义彻底瓦解社会的情况下，社会自身的健康元素并未因此而腐朽，在他们受尽极权施加的痛楚和屈辱之后，极权主义终于走入了它的衰败和黄昏。但是极权主义也深知仅仅消灭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它要用权力改造人性，也就是让每个人的思想在国家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极权主义的现实统治。虽然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都不允许社会的成长，但极权主义是把社会作为一种恐惧的对象，而人们的社会生活正是极权主义所恐惧的源头。与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社会的控制不同，极权主义害怕人性在社会中复苏，因为人性的保持正是它的克星。正如阿伦特所说：“极权主义政府像一切暴政一样，不摧毁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来摧毁人的政治能力，就无法存在。但是，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于以往的，因为它不满足于这种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

　　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根本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改变人性。摧毁道德人格，取消法律价格，毁灭个体性就几乎永远是成功的。但是令极权主义未料的是，人性是无法改造的，如果人性可以改变，依照极权主义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思想控制，极权主义政府应该长盛不衰，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极权主义政府形式能活过70年。德鲁克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极权主义是旧秩序崩溃之后新秩序尚未建立所导致的绝望之情，起源于社会普遍的价值、信仰和制度的全面崩溃。因此，极权主义不管在短时间内怎样以强硬的政治权力摧毁了社会，但长远来看，它无法成为人性的对手。当人们经过短暂的由极权主义鼓动的狂热之后会发现，这种无孔不入的政治权力统治根本不是人们希望的真实生活，人们对真实生活的渴望本身就是极权主义的克星。因此，打败极权主义的并不是什么先进的武器，而是没有溃败的社会，只要健康的社会元素还在，它们就具有顽强的战胜黑暗的机会。目前，我们看到的许多社会问题是极权主义试验留下的遗产，尤其在进入后极权主义时期或新极权主义时代，人性和社会重建面临了新的更加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三、社会坍塌之后的文化、伦理及其腐败问题

　　1、文化的失败。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纽带，能够把散落的个人串成公民社会，并梳理、整合社会的价值取向及其精神状态，如果文化犹在，即使国家消亡，也能够收拾人心，重构共同体社会。如果文化失败，即使一个国家拥有再强大的武器也无法形成权威，也无法长久。社会坍塌之后伴随而来的就是文化传统的溃散，无论今天建多少孔子学院，或者进行多少国学活动也无法承续传统的文化精神血脉。政治权力在推倒社会之时已经剪断了文化的传统脐带，以防止传统的保守理性阻止乌托邦的蓬勃运动。传统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是一种不断增长的面向未来的开放体系，在每一次成长中都要回眸人类的历史经验，并且尊重社会的保守选择。乌托邦革命进行的文化建设便是砸烂真正的传统文化，人为制造伪国学的文化偶像，以便为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服务。一种文化的先进与否不是看它的物质包装，只要看世界是否愿意接受即可，任何先进的文化根本不用政府的强力去推广。同样的是，任何优秀的文化传统也不用国家意志去强行保存，只有当文化失败之后，国家出于政治的考量才去强行推广或保存文化，这恰是文化失败的明证。因为真正的文化生发于公民社会，是弥漫在社会中的精神桥梁，当社会坍塌之后，文化也会被迫消散，政治权力建构的只能是文化的形式或者文化垃圾。张君劢先生曾言：“中国民族性是从已有者加以选择，引起信心后，另造出一种新文化来。所谓选择就是‘宜者导之，不适者淘汰之’。经过这番工作后，当然有自己的文化，不必去高谈保存;否则，就是谈保存，也是劳而无功。”

　　实际上，在乌托邦革命中根本不会尊重真正的文化，因为革命政权为了专政要从根本上窒息文化的生成，目的是阻断思想的自由，以此牢固专政的基础。文化的失败正是乌托邦革命的硕果，只有如此才能向全民灌输意识形态。真正的文化会产生自由的思想，而思想的力量能摧毁坦克与剑。只有在文化失败之后，人们不再去关心生命本质的东西，麻木的心灵消费在由利益中心制造的广告泡沫中，不再叩问世界的真相和意义。在市场有限开放之后，文化在表面上的复苏实际上是一种假象，这种感性泛化、形象拼贴、历史断裂、消费空虚只是社会坍塌之后、物质欲望之下的怪象，而不是文化的真正风貌。这种特殊语境中的消费文化与西方社会后工业化之后的现代文化不同，现代文化立足于自由资本的基础之上，是一种与严肃主题对立的文化反讽。而社会坍塌之后的这种文化只是现代文化的一种形式模仿，其内在的媚俗根本没有自身的批判精神。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媚俗一词指一种人的态度，它付出一切代价向大多数人讨好。为了使人高兴，就要确认所有人想听到的，并服务于既成思想。媚俗，是把既成的思想翻译在美与激动的语言中。它使我们对自己，对我们思索的和感觉的平庸留下同情的眼泪。……大众媚俗成为我们日常的美学观与道德。”

　　这不仅是乌托邦革命的后遗症，还是后极权主义的一种文化策略，经过精心包装的媚俗文化正好迎合了一种空虚的心灵，媚俗本身拒绝了文化的反思功能。精心设计的文化骷髅相比于极权主义巅峰时期的文化强制更具统治策略，文化强制有时能够引起反抗，甚至刺激更加清醒者，而文化媚俗可以软化一批不具独立思考的心灵。在极权主义的鼎盛时期，张治水对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左的口号以及知识分子政策提出过深刻批评，并且在那个时代也不乏顾准那样的冷静者。而在意义消解的文化失败中，虽然文化已有相对的自由，但即便作为批评者仍然不能摆脱政治权力的改良路径，启蒙者往往走到了启蒙的反面。这时候很少有人去认真对待尼尔•波兹曼的反问：“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应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证据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有什么救命良方?”这时候，又有当代儒生制造的神雾鬼火，继续与权力和资本结盟来冒充文化，想以此填充文化失败之后的空白。这种投机主义不但不能拯救文化，反而是对文化的又一次灾难，不是文化的自由生长，只是功利目的的利益拼贴。尤其是权力主导的文化产业模式其目的是把文化作为一种工业产品的复制，以此通过市场的合法途径销售给购买者，从而降低主流文化的宣传成本。以工业模式制造的文化产品仅是自由经济中的一个产业环节，在完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因产业的内部生态平衡可以弥补和抵消其消极成分，而在不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文化产品还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所以它的发达与否只关乎文化宣传的效果，无关乎文化的自觉与发展。

　　2、伦理、信仰失败是社会坍塌的结果。不是因为伦理信仰的失败造成的社会坍塌，而是相反。由乌托邦暴力革命导致的社会坍塌必然毁灭传统伦理和信仰，长期的维稳及其安全格局压制了伦理和信仰的健康发育，因此，社会现象中呈现出局部的溃烂，这也正是维稳思维的目的所在。孙立平在他的文章中指责“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才造成了一个社会的溃败。其实这是一种局限在四九之后政治框架内的本末倒置，社会的问题恰恰是没有真正的社会造成的，也是政治权力制造的恶果。孙先生在这里所讲的“社会认同”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四九框架之内根本不存在社会，只有政治，也就是由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制造的各种利益集团及其原子化的个人。这里的“社会”不是自然发育、公民自愿联结的共同体，而是政治权力强制安排下的维稳组织，人们认同感和向心力的流失恰恰是一种觉醒。如果人们紧密环绕在由政治权力精心打造的“社会”周围并真心效忠，说明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回归正常人类之途的希望，只能说明他们正在醉心自愿的奴役。目前，社会局部的伦理失败都不是孤立的现象，都有其背后深刻的生成机理和政治交集，伦理失败现象并不一定就是伦理主体的失败。孙立平举的典型的事例是：“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他指责网络暴力中的心理疏离和社会认同的流失，归结为社会的溃败和伦理的丧失。其实表面看来似乎是一种伦理的失败问题，但稍一分析会发现，网民是冷静的，因为这种幸灾乐祸之中没有生命的遗弃，仅仅是央视的财产。网民为什么对央视如此吐糟，决不是央视传播正义的原因，是网络在认知清醒的状态下的一种反击姿态，为何网民在其它灾难性事件中总是站在受难者的一方?

　　虽然政治意识形态造成的文化背景具有持久的影响，但在民智已开的情况下，伦理失败已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包含了伦理主体对于世界和现实的态度。歌德说：“一个人的缺点来自于他的时代，他的优点和伟大却属于他自己。”在伦理失调的复杂现象中，有的是人性之恶的释放，有的是对现实的反击，它的背后有着一个时代巨大的政治底色。包括孙立平指责的信仰失败问题，也是一个怪异的预设，在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要让人们去信仰什么?是信仰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还是信仰由利益中心制造的消费时尚?信仰危机首先是对乌托邦信仰的失败，集体主义、英雄偶像信仰的失败也接踵而至。英雄信仰之维的丧失有一种对意识形态信仰的解构，仅是回归真正信仰之途中的一种过渡。里查德•罗蒂在《后哲学文化》中说：“在这样一个文化中，仍然有英雄崇拜，但这不是对因不朽者接近而与其他人相区别的、作为神之子的英雄的崇拜。这只是对那些非常善于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的、特别出众的男女的羡慕。这样的人不同那些知道一个奥秘的人、已经达到了真理的人，而不过是善于成为人的人。”由对英雄的崇拜转移到对普通人的钟情不能算作信仰的滑落问题，因为在此之前由意识形态打造的英雄形象不是离人性太远，就是其英雄油彩不断被剥去。对于虚假的信仰的逃离恰好是真正信仰回归的可能，只有驱走心中的魔鬼才能接近上帝。

　　在一个后极权主义社会不能过于指责人们的道德问题和理智能力，任何成熟的公民必须依赖成熟的民主政治，个人道德只不过是现实政治的一种折射。试想一个社会坍塌的国家，人们的道德伦理信仰从何而来，除了接受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训导之外不存在其它的选择自由，而政治本身并不具有道德自主能力。萧公权指出：“所谓训练理智者，既非须在传授知识，更非培养信仰，而在养成各人之思想力、理解力、评判力，俾其学成之后，不独于事理之是非得失能有独立之见解与判断，而又不根据真理无止境之认识对于一切异己之主张，持宽容之商榷态度，不人云亦云，亦不必强人同己。既不任感情蒙蔽理智，亦不以信仰替代思想。”信仰危机、伦理危机与道德没落都不是问题的根本，左右之争也无关共识与否的问题，这是社会控制出现松动后的必然现象，因为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思想市场，必然出现这些社会问题。即便在充分的思想市场上，也会有多种价值的争峰局面，多元思想并存才形成一种思想生态，思想市场不存在你死我活，而是每一种思想都可能具有调节社会方向的机会。因此，在一个充分开放的社会，伦理、道德、信仰是一种自由选择，在选择中达成自我修补和均衡，根本不需要政治权力的介入，目前的问题正是政治权力介入太深的结果。

　　3、关于权力腐败的问题。腐败是非民主状态下权力体系的必然现象，乌托邦暴力革命成功之后所延续的习惯思维，虽然权力中心意识到腐败可能动摇其执政根基，但对于反腐始终未能启用社会复活的利器。在社会坍塌的状态下，权力体系是一种封闭的自我监督，如同批评与自我批评，其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或者只能成为权力体系内部的相互残杀和斗争。社会坍塌之后权力体系失去了强力的外部制约和监督，即便有一些关怀兴趣的个人也不足以形成影响性力量，无法加入政治格局的有效博弈。腐败问题说到底只是权力和利益的结盟问题，只有开放的社会才是二者的绝缘体，除此之外，任何运动式反腐、铁腕式反腐都只是一种剧场化的效应而已。关于社会的反腐运动是自上而下的道德训示，意味着在道德等级秩序中有一个真理和廉洁中心，不仅不能治理权力腐败，还会形成因人划线而形成更大更隐形的腐败。没有开放的社会就没有民主监督，社会的民主监督不是对权力怀有敌意，而是防止民众对掌握权力之人的敌意。封闭的权力体系不仅拒绝将反腐诉诸于开放的社会，而且还会继续控制社会，目的是防止社会力量对权力体系的冲击，所以，在社会恢复之前权力的腐败是一种常态，而物质方面的腐败是一种危害最轻的腐败形式，最大的腐败是对自由的禁锢和对社会发育的压制。

　　吉拉斯发现，“其他的阶级也是通过革命的途径而取得力量和权力的，它们曾摧毁途中所碰到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秩序。然而，几乎没有例外，这些阶级都是在新的经济类型已在旧社会中形成以后才取得权力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新阶级，其情况却完全相反。它取得政权并不是为了去完成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它自己的经济秩序，因此，它必须建立其控制社会的权力”。严格地控制社会、关闭社会发育渠道是后极权主义的历史任务，否则，极权主义会在社会的开放中寿终正寝，腐败只是权力的一种自足方式。目前的反腐只是针对具体的个人而没有针对体制性逻辑，将权力的结构之恶，归结到具体个人的道德品质之上，以此掩盖腐败的根源。因此，运动反腐的目的不是为了一个健康的社会，而是为了增强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在开放的社会也存在腐败现象，但是开放社会和社会的坍塌之后出现的腐败有巨大的不同，开放社会的腐败只限在有限的领域和范围，权力腐败只是一种个别现象。而社会坍塌之后的权力腐败是整体性的、深层次的、无所不在的腐败。开放社会中的权力腐败通常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被揭露，然后得以纠正，而社会坍塌之后的权力腐败一般要受到体制性保护，或者被政治立场所冲淡。开放社会中的权力腐败一般不需要强力的自上而下的运动，社会本身的监督机制就可以医治和修复，而社会坍塌之后的权力腐败是不可能靠自身力量医治的，因为这正是这种权力生存方式的基本特征。

　　其实在一个社会中，最大的腐败是政治性腐败，其次才是具体的权力性腐败，如果只对具体个人进行物质性反腐，不但不能触及体制性腐败，更无法触及政治性腐败。政治性腐败才是所有腐败的最大根源。没有一个开放的社会就没有言论自由，也不会有成熟和理智的公民，自然也就没有对于政治性腐败的监督力量。由政治性腐败导致的官僚特权和吏治腐败堕落的普遍程度史无前例，官本位的政治体制及其政治文化所造成的伪善也已经登峰造极。没有一个健康发育的社会，不仅不能制止权力的体制性腐败，也无法实现法治理想，因为政治权力的剧场化阻止了民众的正常参与。对于权力腐败的防治有多种因素，离不开法律、制度、文化、道德等，但最重要的是民主，而民主的土壤则是健康而开放的社会。没有开放、健康的社会，所谓的民主也只是虚假的民主形式，不但不能制约腐败，还会成为体制性腐败的组成部分。在社会的坍塌中，任何反腐运动本质上是在用一种更加腐败的方式解决腐败问题，不但无法解决权力腐败，还会把政治性的腐败文化引向已经坍塌的社会，以此造成无法遏制的腐败文化。

　　4、关于社会性腐败。实际上坍塌之后的社会已不是真正的社会，各种板块、单元之间的纽带已经剪断，正常的交易通道已被堵塞，健康的肌理已被破坏。失去了流动的社会的局部所产生的各种腐败现象正是社会坍塌的结果。正如一个人的身体，如果截断了身体各部位的同一和血液流动之后，肯定会出现腐烂，如果不放开这种截轧，任何措施的医治都是毫无意义的。目前社会性腐败的现象主要是权钱结合、权钱交易、潜规则盛行，或者无处不在的暴戾之气、虚假文化的充斥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人伦底线。包括近期出现的昆明暴力事件、幼儿园喂药事件、东莞的丐帮事件都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远远超乎伦理底线。这些现象并不能说明社会的彻底溃败，只能是社会坍塌之后形成的社会毒瘤，其根源还在于社会的坍塌。孙立平说，“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但他没有看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又是什么造成了权钱交易所形成的腐败。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正是让社会坍塌之后由权力阶层形成的新阶级利益集团，因为失去了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会形成绝对的腐败。根据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提示，任何权力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只是在民主社会里权力没有腐败的机会。关闭了由社会制约权力的通道之后，权力与资本肯定要结亲并形成巨大的利益集团。由于权力结构的示范作用和导向能力，其它的社会性腐败只是政治权力腐败的影子，因为它们只有跟随或顺从权力的腐败才能立足或生存。

　　在政治权力制造的寻租空间中，腐败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并且成为了一种能力，或者成为向上攀升的必要基石。之所以腐败已经成为一种无可厚非的价值，是因为没有腐败就可能被逆淘汰，因此腐败必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技巧。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怪异的文化，人人仇恨腐败，但人人在日常行为中都会趋近腐败，或利用腐败。人人痛恨权贵，但人人又都梦想成为权贵。人人仇恨官员，但又无处不在的官本位崇拜。这正是由社会的坍塌为权力的腐败所带来的条件，而社会性腐败正好是人们对权力腐败的转移。如果一味夸大社会性腐败而不去追究它的根源，人们很容易把社会性腐败归结为社会本身或人的道德的崩溃。

　　悉尼•胡克说：“我们对于病态的权力欲以及这种欲望的成长条件，它所使用的工具和它借以隐藏在背后的神话知道得越多——并且我们越使这种知识公开——我们就能更好地对付和克服权力欲的问题。”其实，权力欲是消除不了的，只能使其不过度膨胀，只有在开放的民主社会，各种欲望的自由膨胀才使得权力欲没有发展的机会。针对普遍的社会性腐败仅靠改革是无法治愈的，因为依靠权力进行的改革无法解决腐败的根源问题，社会性腐败只是权力的结构性腐败的外溢。另外针对权力自身的改革如果没有开放的社会也无法真正进行，改革的主体并不能超越于体制性权力结构之上。对于这种改良式的变革，正如鲁迅所言：“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个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容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单纯的改革姿态已经无法改变这种社会性腐败，改革不但无法触及深层次问题，甚至改革本身也是一种腐败能力的再分配。改革的初衷是有限放开市场，然后给人们以物质欲望，在物质主义的竞赛中淡化政治关怀，但是改革的片面性和局部性使权力与资本有了一个恰当的结合，得以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阶层。因为改革并不涉及政治制度转型，所以社会性腐败的源头是无法解决的，暂时的局部的权力收敛可能潜藏了更为集中的利益膨胀。孙立平认为“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是汇入人类发展的主流文明。”这是一种明显的改良意淫，他未能正视因改革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就是环境破坏、文化殆尽、价值扭曲、道德沦丧的现实，而人类的主流文明起码包括民主与自由、宪政与法治，一个坚决摒弃普世价值的国家不知如何汇入人类的主流文明?所谓的改革只是一种在经济领域的放松管制，也是计划之手的有限收回，并不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实质性转变。如果改革不能促进政治转型，不能向宪政过渡，新一轮改革还会引发更深更广的社会性腐败，因为结构性的权力腐败会借改革之机向市场和社会领域进行转移。一个坍塌许久、未能复苏的社会根本不具有良性的消化能力和排毒能力，只能把由权力转移而来的腐败原样呈现给畸型的社会。

　　四、结束语

　　改革的意义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的真正坍塌和它坍塌之后呈现的各种状态，改革未能修复社会的重建，而是让人重新发现了社会。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作为知识应该为历史提供希望，有时候反而要提供绝望，只有对历史有一个绝情的告别才有可能重新上路，否则只能在自设的语义怪圈中徘徊。在知识对于现实的理性梳理中，一定不能认为各种问题的原因是社会的溃败，社会溃败的命题值得再作深入检讨。一味认定是社会的溃败就暗示了一种皇权冲动，似乎有一个天使在准备收拾残局。这些问题，包括权力的腐败问题都直接关联了社会的坍塌，没有承载个人权利的社会空间，任何权力都会为所欲为。目前，政治的转型需要重新恢复社会，也就是只有让社会健康地站起来，公民才能站起来。社会强大起来，公民的权利也才能强大起来。没有一个重新站立起来的健康而强大的社会，民主与自由就没有依托。

　　只有强大的解放的社会才能实现高度的自治，才能在自治中塑造公民精神、完善公民价格，塑造一个社会的责任。一个健康而强大的社会才能使每个人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才不至于向潜规则低头，才可以凭自己的正义、良知和才能获得社会的奖赏。这样的公民社会提供给每个人自由的保证，每个人都会散发出对于共建政治生活的兴趣和智慧。阿伦特说，“没有自由，政治生活本身就是无意义的。政治的存在理由是自由，它的经验场所是行为”。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提供给自由应有的保障，因为它抑制任何政治权力对于公民的无端侵袭，这种状态中的公民自然会得到民主、自由与理智的训练，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

　　托克维尔曾经深情地说：“事实上，惟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和恶。”

　　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有一个自由的社会，因为健康的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在给予人们充分自由的同时具有强大的价值功能，甚至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开放的健康社会必定是一个多元价值共存、思想自由竞争的社会，文化能够自由生长，文化的力量不断反思社会的方向，整合文明的动力资源。由于开放的公民社会直接带来民主的行动，使政治平等变为可能，任何政治权力只能在游戏规则中进行，它敬畏的是社会的正义和监督，而不是畸型的社会中权力成为一种统治之王。

　　社会自治是一种高度的文明状态，它分散了社会的政治责任，使民主成为现实，在社会自治中，每个人都有责任参与公共政策的构建。这样的公民社会是宪政的基础条件，在社会开放的情况下，法治才能落到实处，才能与民主、自由并肩齐躯。所以说，对一个国家最大的威胁还不是极权，而是社会的坍塌，如果社会失去了重新站立的信心，极权就会长久不衰。如果仅是由极权导致的坍塌，只要信心不泯，就一定能健康地恢复，在社会重新恢复的情况下，那些各种腐败的现象会得到有效医治，从而恢复一个民族的元气。如果社会永久性坍塌可能与溃败是一样的结果，只能让权力返祖，倒退到集中营和奴隶状态。但是民主与自由已经是全人类的共同选择，一个有理想的国家不会永久窒息人们的思想，只要思想是自由的，一个社会即便被坍塌多久也会重建起来，因为任何陈旧的权力欲望和霸主野心都不能获得文明社会的勋章。这个时代的救世主已经祛魅，人们发现只有自己作主的生活才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只有自由的生命才有生命本身散发的魅力，这不仅是最高的启示，还是来自生活的经验。现代政治文明不仅把开放的社会理解为个人权利、尊严、自由的维护者，还理解为它同样是政治权力安全、正确、有限运用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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