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1月6日，在英国的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加的夫、伯明翰、布里斯托尔等地，数以千计刑事辩护律师上演了他们的第一次罢工，以抗议英国政府最多削减30%法律援助预算的计划。他们身着黑色法袍，头戴灰色假发，手里高举“反对削减法律援助”、“挽救英国司法”、“捍卫公正，保护法律援助”的标语。受此次罢工影响，上述地方的刑事法院被迫空转了半天，直接经济损失至少达85万英镑。
 

　　这次为期半天的律师街头罢工，由刑事律师协会主席奈杰尔•利斯曼（Nigel Lithman）负责组织。利斯曼指出，英国刑事辩护职业可追溯到15世纪，但辩护律师退出法庭举行集体罢工，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他认为，对法律援助资金的野蛮削减，将使英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前途陷于危机之中。
 

　　资深大律师穆谷尔•乔拉（Mukul Chawla）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外对听众说，持续减少法院援助工作的酬劳，将使得法院里缺乏足够的法律代表。如果政府的削减继续，那真正的罪犯将不受惩罚，而无辜者则会被错误定罪。
 

　　但政府认为，它所提出的削减计划是合理的，它能够继续保证司法体系有足够的财政支撑，对那些自己雇不起律师的人，国家会提供援助经费。英国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每年约有20亿英镑花在法律援助上，属于世界上最昂贵的法律援助制度之一。改革之后，其财政依然充裕。”改革后每年的法律援助预算是15亿英镑。
 

　　预算改革后，许多移民和犯人将丧失获得法律援助的资格，他们进法院提起诉讼亦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改革计划对刑事法律援助，设置了家庭可支配收入准入门槛，家庭年度可支配收入达37500英镑或更多的刑事被告人，没有资格申请法律援助。
 

　　改革内容还包括刑事辩护工作引进竞争性投标制度，缩减律师代理成本费用等。受法律援助预算缩减影响，从政府法律援助中获得佣金报酬的初级律师和大律师数量将会减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要减少到50%以上，同时参与援助律师的报酬也会减少。
 

　　英国律师公会主席莫拉•麦高文（Maura McGowan）在评议此次改革时指出：这样一个简单事实将无法避免，即政府的计划将把我们从得到世界各国赞赏的司法体系中清除出去，在此司法体系中价格将战胜一切。
 

　　律师中，受此次预算削减计划冲击最大的属出道不久的年轻律师。作为其代言人的“青年法律援助律师组织”（Young Legal Aid Lawyers）一直站在批评政府削减计划的最前线。
 

　　该组织一再强调，年轻法律援助律师不是“有钱有势的律师”（fat cat）。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免费或仅收取比最低工资高不了多少的报酬。如果政府继续缩减法律援助资金，那年轻律师就无法继续这种工作。无论是法律援助律师培训还是法律援助本身，都将深陷困境。
 

　　无论如何，政府削减法律援助预算对法治不是福音。对社会弱势群体来讲，法律援助预算的缩减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司法人权限制甚至是剥夺。
 

　　但面对律师团体基于法治理由的反对，英国政府为何还要将削减计划进行到底呢？
 

　　有律师对媒体说，自1997年以来，英国政府已经陆续削减了40%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经费。司法大臣克里斯•格雷林（Chris Grayling）表示，自2010年以来，司法部预算已经削减了13亿英镑；如果再往前追溯到1997年，则财政预算已然缩减了40%。去年10月格雷林就对英国《卫报》说：“在当前的经济气候下，我们的法律援助法案难以维持下去。”
 

　　也就是说，司法部修改法律援助法案，计划削减法律援助预算，背后的原因在于英国经济不景气。法律援助预算削减属于政府广泛的成本削减计划的一部分，目的不是针对律师和法治，而是旨在减少财政预算赤字，是对疲软的经济状况和巨额预算赤字的一种被动应变，是不得已而为之。
 

　　不幸的是，原因合理正当，其结果则不一定。毕竟，削减法律援助预算，必然会影响到包括移民和犯人在内的大多数社会弱势群体的司法人权。正如“青年法律援助律师”组织所言，移民和犯人是社会上最脆弱的群体，政府基于他们的社会地位而限制他们接近司法，对法治而言，这无疑是彻头彻尾的厄运。
 

　　刑事辩护是昂贵的事业。没有政府的法律援助支持，刑事辩护对弱势群体而言就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是故，政府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使之获得有效的刑事辩护，已然成为国家法治成熟的一项重要标志。诸多国际人权公约对此亦有明文规定。否则，司法人权很有可能会演变为有钱人的“专利”。罢工律师指出，政府的削减计划将使得英国的法庭成为富人的保留地，此诚非戏言。
 

　　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几百年的英国律师这次破天荒地行使他们的罢工权利，并非完全出于其一己之私利。他们是为保住饭碗而罢工，但正如其罢工标语所言，他们也是为捍卫英国成熟的司法及法治制度而斗争。
 

　　或许有人会说，社会弱势群体都没出来抗议游行，律师急什么呢？这是个涉及社会进步动力的元哲学问题。政府的法律援助削减计划，尽管直接攸关社会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但他们往往无暇顾及。因为他们的智识和能力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会注意到今天和明天的事情，至于今年与明年如何，则难以进入其认知判断范畴。
 

　　换言之，要社会弱势群体具备足够的超前意识，并为今后可能遭受的司法人权侵害而组织起来，这是不现实的。职是之故，此等为明年及将来的司法人权而斗争的前瞻性重任，只能由律师等法律人承担起来。否则，今后社会弱势群体的司法人权必将受到影响，甚至惨遭剥夺。而此事发生之时，不正是法律人有负多年法治思想洗礼之日么？
 

　　国内媒体在报道此次英国律师罢工时，更多的是拿一位女律师价值一千余英镑（约万元人民币）的皮包做文章，而未像英国媒体那样探讨其重心，即社会弱势群体的司法人权议题，外行看热闹的意味颇浓。这颇令人遗憾。

（作者系法学博士，现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原文链接：http://www.dfdaily.com/html/63/2014/1/17/110700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