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几天前，即今年12月6日，山西旬邑县一村民小组召开会议期间发生人为制造的爆炸事件，造成10余人伤亡。获知消息后，我在震惊和悲愤之余，不由感到庆幸，幸亏在我参加会议时，不在那处发生爆炸的会议现场。

　　几十天前，即今年10月28日，一辆吉普车在北京天安门前故意连续冲撞行人并撞向金水桥护栏后起火自焚，造成40余人伤亡。获知消息后，我在震惊和悲愤之余，也曾不由感到庆幸，幸亏在我外出散步、旅游或其进行它户外活动时，不在那个发生汽车疯狂冲撞碾压路人的地方。

　　半年前，即今年6月7日，福建厦门发生一起人为制造的公交车起火爆炸事件，造成80余人伤亡。当时获知消息后，我在震惊和悲愤之余，也曾不由感到庆幸，幸亏在我乘车出行时，不在那辆发生爆炸与起火的公交车上。

　　去年5月10日，云南巧家县一社区服务大厅征地补偿协议签字现场发生爆炸事件，造成20人伤亡。那时获知消息后，我在震惊和悲愤之余，也曾不由感到庆幸，幸亏在我办理证件或手续时，不在那个发生爆炸的公共场所。

　　这几年，全国各地小学以至幼儿园发生多起行凶屠杀事件，多名无辜儿童与幼儿惨遭毒手。每次获知消息后，我都在震惊和悲愤之余，也曾不由感到庆幸，幸亏我的孩子入托或入学时，不在那些发生屠童惨案的校园。

　　我似乎很侥幸，因为在以上所有这些恶性事件中，有人死去，有人伤残，一些家庭因此痛失亲人，一些男女因此留下终生难愈的精神创伤，其人生幸福被完全毁了，而至少在目前，我还平安。但是我不知道，下一次结果如何，未来的命运怎样，因为我无法确定，某一天劫难是否也会在我身边发生，某一天厄运是否也会降临到我头上。

　　终于，随着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接踵而至，在一次又一次地反复震惊、悲愤和庆幸之余，我感到恐怖。

　　由于发生意外事故而造成众多人身伤亡，这种灾祸在现代任何国家、社会或地方都是难免的，无论其是否属于技术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忽所致，总之通常并不具有某种社会政治意义。但近几年来，国内种种蓄意制造的街头暴力事件或校园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并愈演愈烈，使人丧失基本的安全感，以至发展到几乎人人自危的地步，那就属于异乎寻常的情况。一个社会，如果爆炸声此伏彼起，不绝于耳，这样的社会绝不会是和谐社会；一个国家，如果凶杀案层出不穷，目不暇接，这样的国家绝不会发生崛起。戾气充斥的民族不能侈谈民族复兴，否则徒留笑柄；梦魇缠身的国民做不成中国梦，除非噩梦。

　　当前，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戾气在当今社会中公然肆虐为害，并且呈现急剧上升之势。这意味着社会落入于了暴力陷阱，国家进入了多事之秋。这些都是令人不安的不祥之兆。

　　于是人们不由追问，戾气产生的原因何在？

　　可以发现，安全保障丧失，从而安全感缺乏，易于使动物或人产生戾气。例如，野生动物被捕获时如此，被囚禁后也是如此。一只温驯的动物面对险情，也会一反常态，变得富有攻击性，表现凶猛，这就是常言所说“兔子急了还咬人”的道理。胆怯力小如麻雀，一旦发现其幼雏受到生命威胁，也会奋不顾身，激烈出击，殊死护卫。低级动物如此，高级动物亦然。如果工作不稳定，生命不安全，生活无保障，前途无希望，自由受限制，权利受压制，其结果很难避免社会戾气的滋生和扩散。

　　但这些尚非激发戾气的主要因素。我认为，制造戾气的罪魁祸首，不是不安全的处境，而是不公正的世道。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实为不刊之论，表现出其对于人性富于深刻的洞察力，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原理。人生经验与个人体会可以告诉我们，人性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是寻求公正。由于人类天生具有公正平等的感情诉求与心理倾向，所以对于人生信念与人生幸福来说，社会公正感至关重要。如果社会公正出现广泛的与长久的体制性缺失，势必使人的社会公正感受到损害，甚或使人的社会公正感破灭，最终将会使社会不公正的受害者陷于绝望的痛苦状态。人在这种社会处境与心理状态下，如果苦闷情绪难以及时释怀、排遣或纾解，戾气就必然会不断滋生和持续积聚，乃至急剧上升，最终设法寻求发泄。因此，人如果不能获得社会的公平对待，正义迟迟得不到伸张，就会丧失其对于社会公正的信念、希望与信心，人性中的戾气就势必被激发出来。那些性情暴烈或不甘屈辱的受害者，在蓄积已久的戾气强烈驱使下，极易制造惨案，走向犯罪。

　　可以说，一个国家，即使其社会公正达到很高的程度，也不可能将所有人的戾气消除殆尽。个别人戾气的产生，在这样的社会里，往往源于极为特殊的个人原因，如人格障碍、心理创伤、感情受挫等因素，并非属于体制性的或社会性的，由此导致的暴力事件在所不免。期望每个人的戾气，在社会公正完全实现后，就能自动获得消除，并不现实。因此，如果个别人有戾气，不过表明个别人有病。但是，如果众多人有戾气，那一定是社会制度有病。在这样的社会里，激发戾气产生的成因，不是特殊的，而是普遍的；导致恶性事件发生的成因，不是个别的，而是一般的。这是社会不公带来的人性恶果。

　　作为社会不公正的产物，戾气的发作表现与释放形式，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以不文明的方式，如所谓闹事等，按照所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经验与信念行事；二是以违法方式，个别性的如破坏私人或公共财物等，集体性的如聚众围堵、冲击国家机关，破坏公共秩序，妨碍执行公务等；三是以犯罪方式，如制造杀戮、纵火或爆炸事件等。以上三种戾气发作方式，在激烈程度上是依次递增的，在危害性质上是逐步升级的。最后这种方式性质最恶劣，后果最严重。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伦理道德发生大面积沦丧，仅属于戾气发作的低烈度表现；当其继续发展到导致某种击穿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发生，则属于戾气发作的高烈度表现。这两种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实际都早已存在，只不过由于前一种情现在形异常普遍，人们大多已经接受，安之若素，不再将其归结于戾气作祟；而后一种情形现在尚不普遍，人们一时仍无法接受，难以理解，所以易于从中看到戾气发作的根由。这种心理现象，与持续刺激导致人体感官疲劳的生理原理完全相同。因此可以设想，当种种击穿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变得日益频发多发，不再骇人听闻，人们也会麻木不仁，习以为常，甚而在失去心理平衡后群起效尤，最终在剧烈升腾和肆意弥散的戾气驱使下，纷纷卷入各种暴力事件，不惜同归于尽，玉石俱焚，结果导致暴力活动急剧抬头和广泛蔓延，直至促使社会秩序陷于崩溃。

　　其实，戾气之为毒素与病症，其感染者不分职业或阶层，在权贵阶层或位居食禄众人间也同样存在，虽然较之其在社会底层与弱势群体中间爆发时所显示的烈度，看起来似乎逊色，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诸如擅权、滥权，暴虐、贪婪，或者践踏法律，杀人灭口，或者玩忽职守，草菅人命，或者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彼此倾轧，相互构陷，或者直接与公开发生暴力冲突，大打出手，乃至制造血腥事件，不一而足，亦所在多有，在此不必多论。文革期间若干活跃的积极分子的激进表现，亦属戾气的表现方式之一种，在此也不必多论。从历史上看，由社会不公正激发的戾气，在每个王朝末期往往表现得特别强烈，这通常也意味着统治危机的发生；那时戾气发作与释放的方式，一般表现形式为暴力反抗活动，零星的或局部的形式为抗租抗税行为，再进一步的升级形式是陆续出现打家劫舍、聚啸山林的绿林好汉，最集中爆发的形式当然是形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由此可见，戾气的产生，可谓自古有之，于今为烈。

　　根据现已披露的某些恶性事件发生情况看，当今社会戾气发作的指向目标，有的具体确定，有的则不具体不确定。于2008年7月1日在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制造袭警案的杨佳属于前者，于2012年5月10日在云南巧家县征地补偿协议签字现场制造爆炸案的嫌犯邓德勇与宋朝玉二人也是如此；而今年6月7日制造厦门公交车爆炸案的嫌犯陈水总则属于后者，于2009年6月5日制造成都公交纵火案的嫌犯张云良似乎也是如此，近年来那些制造一起又一起幼儿园或小学校园杀戮案的多名凶手更是如此。后一类情形属于戾气发作过程中的转移性释放，其伤害对象为不特定人群，攻击目标不受限制，甚至包括幼儿园幼儿与小学校园中的儿童。这类事件的防范难度最大，其社会危害性也最大。

　　戾气的集体性爆发，将会以其集中程度、激烈方式与迅猛过程，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其破坏性、危害性通常与参与活动的群体规模成正比，这在发生于2008年6月28日的贵州瓮安事件中展示过，接着在发生于同年7月19日的云南孟连事件中也展示过，后来还在发生于2011年9月21日至12月21日的广东乌坎事件中又一次展示过，最近则在发生于2012年7月1日至3日的四川什邡事件中再一次展示过。

　　当今中国人熟记的一句名言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套用这句名言的句式，可以说，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戾气。还可以说，哪里不公越严重，哪里戾气就越强烈。还可以进一步说，哪里戾气积聚得越长久，哪里其爆发威力就越强大。因此，当前戾气急剧上升并四处弥散，不仅应当被看成社会危机酝酿的某种征兆，还应当被视为社会危机逼近的某种标志，甚至可以被当作社会危机降临的某种表现。

　　冀中星的案例似乎表明，他相信唯有通过作出某种特别举动一类非常规的方式，才有望使个人的合理诉求受到重视或关注，才有可能使为自己讨还公道这种与日俱增的强烈愿望获得实现。可悲的是，持有这类信念的人并非限于他一人，而是不在少数，并且人数越来越多。不幸的是，这类信念并非缺乏实据，而是确有证据，并且证据越来越充分。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而陈水总的案例则表明，他已经陷于绝望，放弃了努力，不再指望个人的利益诉求在现存社会制度下能够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于是寻求报复社会。可怕的是，持有这类信念的人也并非限于他一人，而是不在少数，并且人数越来越多。不幸的是，这类信念并非缺乏实据，而是确有证据，并且证据越来越充分。这就是悲剧的实质。

　　毫无疑问，滥杀无辜纯属丧心病狂的行为，肆意报复社会只会使社会不公正的状况进一步加剧，因此必须受到谴责。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作为弱势群体，底层民众无不处于易受强势者伤害的不利地位，本来同属不公正社会的受害者，而那些尚未完全被戾气压倒的人，公然又经受另一些戾气完全失控的人所施加的二次伤害，这是何其悲惨的处境与命运。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生活在不公正社会里的人们，除了权势阶层，人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即使那些暂时尚未被某种不公正严重伤害的一部分人，也陷于随时可能遭受来自已被这种不公正严重伤害的另一部分人伤害的境况，或者说，已被某种不公正严重伤害的一部分人，随时可能设法伤害暂时尚未被这种不公正严重伤害的另一部分人。而这些犯罪行为，很少能够打击那些权势阶层，因为他们有能力加强自我保护，设法使自己远离险境的威胁，结果徒然使众多惊恐无助的底层民众陷于相互残害的险恶境地。如此丧失人性的犯罪行为及其带来的恶果，无论多么令人发指，正是一个社会需要为其不公正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这些恶性事件的发生逻辑与社会原理，可以窥见某种导致一个不公正社会走向自我毁灭的内在机制。

　　因此，如果世上真有所谓最后审判之日，可以断言，那些通过制造社会不公而激发戾气的人，届时必将与由于戾气发作而制造灾祸的人，一同受到审判与制裁。有罪的不仅是后者，还有前者。不论哪一方行为更可憎，哪一方心地更卑劣，或者谁罪孽更深重，谁危害更巨大，都得向那些无辜的亡灵谢罪并认罚。

　　现在，对于层出不穷的凶杀案，我们再也难以视而不见；对于此伏彼起的爆炸声，我们再也难以对充耳不闻。但是，只要面对当今社会的不公正状况，我们仍然无动于衷，继续保持沉默，以至麻木不仁，苟且偷生，那就迟早有一天会自食其果。而一旦这类恶性事件危及自身，或者对自己的亲人造成直接伤害，不幸使我们也沦为牺牲品或加入受害者的行列，那我们不能把痛恨与谴责的对象只限于戾气发作、滥施暴力的某个人，而放过了制造社会不公、激发戾气的那些人；那些人虽然不在现场，但是却逃脱不了干系。我们也不能纯粹以无辜者的身份自居，因为我们都应当程度不同地为这个不公正社会的存在负有一份责任；虽然罚不当罪，但是责无旁贷。

　　近年来国内暴力事件的频发与升级，表明当前社会形势空前严峻。噩耗频传，早已向朝野上下敲响了警钟，提醒国人是时候必须作出抉择了。从现在起，要么赶紧起而改变这个不公正的世道，要么迟早被那些戾气疯狂发作的人拖住一同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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