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8月1日，罗湖连环杀人案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犯罪嫌疑人林某、谢某在其租住屋内，先后诱骗4名女子，抢劫后杀人碎尸。这一案件受到广泛关注，不仅因为作案手段恶劣，更因为两位犯罪嫌疑人均为重罪减刑释放犯。

　　据媒体报道，嫌犯林某因犯抢劫罪于2002年6月3日被判处无期徒刑，2011年5月减刑释放，实际服刑不到9年；谢某2001年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于2007年11月减刑释放，实际服刑6年。

　　这两名嫌犯都在广东乐昌监狱服刑，尽管监狱方面对他们的刑期有不同说法，但事实上，类似的减刑出狱人员暴力犯罪事件，在大陆并不鲜见。今年7月23日，在北京当街摔死女童的嫌犯韩某被曝曾在狱中殴打狱警，但仍然获得五次减刑而提前出狱；2011年山东泰安“1•04”袭警案，开枪袭警的嫌疑人刘建军曾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判无期后不到10年即出狱，此后因盗窃罪再次判刑，但很快又获假释。

　　大陆现有在押犯人约164万，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透露，每年有近50万罪犯获得减刑。他们频频给社会秩序和民众安全造成的伤害，让人们心生疑窦——大陆监狱执法中如此宽松和大面积的减刑，是否合理而且真有必要？

　　挣分减刑

　　“如果被判无期，9年就出来了，”4年多的监狱生活让龚海波立马意识到，这绝对有问题。

　　龚海波，山东人，因故意伤害罪加寻衅滋事罪被判刑6年。服刑期间，他获准减刑1年3个月，2009年6月出狱。根据服刑期间对监狱减刑操作的切身体会，他认为“非暴力犯罪、判处无期以上刑期的，服刑应不得低于10年”。而2011年新修订的《刑法》规定，无期徒刑减刑期限不能少于13年。

　　减刑是大陆《刑法》设立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根据罪犯的矫正表现，可以相应减少对其原判刑罚的执行时间。《刑法》第7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诸如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

　　而在监狱的实际考核过程中，上述条款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分数。早在1990年，司法部就印发《关于计分考核奖罚罪犯的规定》，意图增强考核工作的准确性。虽然各个监狱具体计分方式差别较大，但都以分数作为衡量工具。

　　吃透这套规则，是每个想要减刑的罪犯的必修课。入狱之初的军训学习期中，狱警就会详细地向犯人们讲解监狱的计分细则。挣分，成了他们争取减刑的必由之路。

　　“挣够20分记表扬一次，可减刑3个月。刑期短的一般在释放前只减一次刑，不会多于一年半。”龚海波说，他所在监狱通常会在挣够80分时上报法院，给予减刑一年。

　　在龚海波所在的山东省某监狱，劳动是罪犯们挣分的最主要途径。劳动得分的多少看工时，小组长统计出每个人的工时交给管教队长，以此作为评分的参考。所谓工时，就是每一个工序单件所需时间乘以一天完成的工件数量。以做小红旗为例，如果规定做一面旗用时20分钟，一天按照8小时计算，当天完成24面小红旗就算完成劳动定额，大于这个数就是超额完成，也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分数。

　　但分数并不与工时成正比，而是受着平均分的控制。在该监狱，罪犯每月平均分是固定的1.7分，负责打分的管教队长根据每个罪犯的劳动工时记录上下浮动。

　　监狱里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以及刑期太短而不用挣分的人，每月只得固定的0.5分和0.1分，因此，完成劳动任务的罪犯每月得分都会超过2分。龚海波和大多数狱友们在入狱之初就知道自己大概能拿到多少分，也就可以预估能减刑多少，何时出狱。

　　另外一个重要的分数来源是年终的积极改造分子评选，每名积极分子可以获得20分的奖励。全年12个月全部参评同时全年挣分超过20分的人，均有资格参加积极改造分子的评选，但名额只有3%到5%。同时，每个监区还会评选一到两名省级改造积极分子，奖励40分，但这更是凤毛麟角。

　　此外，在监狱办的小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可以获得0.1的加分。对社会有突出贡献、搞发明创造也可以加分，但这样的加分项目很难做到，因此对龚海波这样的普通罪犯并没有多大意义。

　　当然，各地监狱有不同的打分规则。西藏某监狱的狱警于军向本刊透露，他所在的监狱采用基础分加奖分的计分方式。每月给每位罪犯100分的基础分，其中思想改造55分、劳动改造45分，表现不好就扣分，有加分项目就另外奖分。一个月能拿到110分记一个表扬，拿到10个表扬、同时总分在1800分以上，就有资格减刑。

　　不管是哪种计分规则，思想改造都占有重要地位。龚海波所服刑的监狱，虽然思想改造方面没有专门的加分项目，但如果违反监规，不遵守纪律，会加重扣分。而司法部《关于计分考核奖罚罪犯的规定》，将考核分为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两部分，思想改造满分55分，劳动改造满分45分。

　　实际执行中，上海市监狱的计分结合了日常表现、认罪、遵纪、学习情况和劳动等级这三方面加以考核，而陕西省监狱的计分由基础分、考核分、综合奖分三部分组成。在综合奖分方面，除检举狱内违规行为、做好人好事等，在报刊刊登稿件、在监狱活动中获奖、通过自学考试获得结业证书，都可以获得奖分。

　　监狱中的“关系户”

　　“想在监狱混得开，一要有关系，二要有钱，如果都没有，就要踏踏实实多干活。”龚海波这样描述监狱生活里的生存规则：“只要肯干活，听话不违纪，就能减刑，但是想快速减刑，就得找熟人，给管事的狱警送礼。”

　　他自己的挣分方式属于第三种。由于担心前两种情况太多，即使自己找关系也得不到太多照顾，另外也不想再给家人增加负担，他拒绝了家里人给他找关系的提议，老老实实干起了活儿。

　　在大陆，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目的是使其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并为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罪犯的劳动时间和报酬也有详细规定，1995年司法部印发《关于罪犯劳动工时的规定》，要求罪犯每周劳动(包括集中学习时间)6天，每天劳动8小时，平均每周劳动时间不超过48小时。《监狱法》要求监狱合理组织劳动，并对参加劳动的罪犯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

　　监狱里的劳动并不轻松。每天早上6点起床，6点45分准时到车间，为了完成8个小时的工时，常常要干到晚上9点30分。在监狱，无论是否做工，犯人每个月都有6块钱的补贴。至于劳动带来的回报，他们更看重的主要是分数和减刑。

　　服刑期间，龚海波做过服装、缝过足球和尼龙袋，北京奥运会期间还做过小红旗。监狱里也有统计员、质检员、辅工员、监督岗等相对轻松的岗位，但往往会分给犯人们眼里的“关系户”。龚海波的一个狱友，因强奸罪和抢劫罪被判5年有期徒刑，他在狱中当小组长，一直不用干活儿。龚海波猜测，可能是他家里人与监狱拉上了关系。

　　除了岗位轻松，这些“关系户”们在挣分上也有很大优势。监狱规定，每月最高分不能超4分，有些“关系户”每月得分都在3分以上。年底“改造积极分子”的评选，“关系户”也最容易拿到20分的奖励分。得益于此，龚海波那个当小组长的狱友在三年半里挣够了120分，减刑一年半出狱，而龚海波自己在四年九个月里才挣了100分。

　　服刑人员如果表现好，也有可能成为“关系户”。龚海波曾经有个狱友，“嘴皮子很好使，能把管事的狱警哄住了”，很快就干了监督岗。西藏狱警于军证实了这一现象的确存在。他说：“那些真正老实干活儿的，干警可能都叫不上名字。但是成天在干警跟前晃的，就会比较有印象。”

　　于军所在的监狱为农业监狱，罪犯实际改造情况很多方面难以细化，取决于干警个人的主观判断。“假如你锄的草非常干净，或者做的竹筒非常好，干警满意，就可以套用监狱制定奖分规则中的‘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等条款，给予奖分。”而在思想改造方面，发明创造、抢险救灾这些加分项目往往很难得到，但是存在“思想稳定，积极悔罪，奖励1-4分”这样的模糊条款，干警也可以凭印象给分。

　　还有一些监狱的计分规则，存在“拿钱买奖分”的漏洞。于军透露，在他们监狱，拿钱在监狱办的期刊上投稿，可以获得一定的奖分。曾为狱警的上海律师何俊明也在博客上披露，他原来所在监狱和一些技术函授大学合作，出卖技术等级证书——一本证书100多元，能获奖单项表扬一个，相当于减刑20天。

　　减刑尚待严管

　　虽然监狱在给罪犯打分方面有着绝对的权力，但服刑人员要将挣得的分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减刑，必须通过法院的判决，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

　　大陆《刑法》第79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

　　于军所在的监狱，每半年一次集中向法院上报减刑材料，一年共有30%左右的罪犯可以获得减刑。事实上，只要服刑超过三年，几乎所有罪犯都可以获得减刑。

　　法院审理减刑案件一般不开庭。只要挣够分数，分监区负责这一块儿的干警就会把材料交到监狱，再由监狱统一上交法院，等法院下判决。而只要材料齐全，没有减刑时间和间隔明显的错误，监狱的减刑建议一般都会得到批准。

　　即使开庭，案件的审理也很简单，往往一下午能开10个庭。天津市某中院刑庭法官韩东平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说，天津市一年有上千件减刑案子，他们都需要到监狱开庭。除了邪教成员之类审理比较严格，一般不悔罪就不予减刑，其他案件只要材料齐全，被告人当庭认罪，都能获准减刑。

　　监狱计分和减刑中存在的漏洞，法官们并非不知道，但除了监狱递交的材料，法官无从判断罪犯改造的情况。

　　减刑中涉及的腐败问题，内地媒体多有报道。大陆央视《焦点访谈》在十几年前曾播出广西罗成监狱里的内幕交易，狱方甚至明码标价：3000元可减刑一年；4000元可保外就医；1万元可办假释。据公开报道，上海青浦监狱原副监狱长翁黎明、陕西铜川监狱原监狱长张长安、黄陵监狱原狱政科科长党义山等人，均因在减刑问题上接受请托、收受贿赂而相继落马。

　　此类新闻频频曝出，有学者呼吁取消监狱的减刑主导权。按照规定，监狱在讨论罪犯减刑、假释时应当邀请驻劳改机关的检察院（组）人员列席；监狱在向法院提起减刑、假释的同时，应当将相关建议书面通报检察院或派驻检察室；减刑、假释的裁定应当及时送达同级检察院，检察院认为裁定不当的，有权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检察官介绍，在实践中，检察院往往只能从减刑时间是否超出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减刑间隔是否满足法律要求等方面加以监督。虽然检察院有权办理监狱工作人员贪污渎职案件，但由于监狱是一个封闭体系，狱中服刑人员不敢举报，这方面的工作很难展开。有时检察院或者上级单位到监区了解情况，罪犯们还争着给狱警说好话。
 

　　法官韩东平对减刑并不是很认同。他觉得减刑太多，法官工作量太大，也让司法工作得不到尊重。定罪量刑时，法官们常常为商讨一个案子绞尽脑汁，甚至为判几年刑吵得面红耳赤，而在监狱里，罪犯们并不需要作出什么特别的贡献，就可以获得两三年的减刑。

　　减刑犯出狱后的高犯罪率也让韩东平痛心。他所在的审判庭负责审理无期徒刑、死刑案件，在他接触的案子里，有一半以上的犯罪人都是“二进宫”、“三进宫”，这让他对监狱减刑现状颇有看法。但是监狱依法提出减刑建议，他没有办法拒绝，只能照章办事。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龚海波、于军、韩东平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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