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11月24日，“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线爆燃事故爆燃地点。（新华社记者 冯杰/图）
 

　　对于造成55人死亡、9人失踪、145人住院医治的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燃事故，中国政府这一次的事故初期处理称得上“迅速”。
 

　　事故发生于2013年11月22日凌晨。仅3天，25日上午，国务院调查组组长便宣布了“重大责任事故”的认定。当晚，9名事故相关责任人被控制。定性、追责，如此快速，也许不经意间就创造了中国事故处理的一个纪录，不由让人心生感叹。
 

　　感叹原因无他，许多事，民众实在是被拖苦了。如渤海漏油事故，由于没有公开通报，众多养殖户损失惨重。再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最初的相互推诿拖沓也就罢了，当事件已经举世瞩目，依然有地方将中央政府对世人的公开明确承诺不当一回事，于是多年后声称早已被销毁干净的毒奶粉不时重出江湖，许多受毒奶粉荼毒的家庭还在为后续治疗、补偿而奔波。
 

　　因此，在事故调查最初阶段不回避责任的“迅速”至少是一个积极的姿态。经验告诉国人，能在这个时间点上雷厉风行，往往意味着有关方面会对事故足够重视，其调查也会认真尽责，更意味着最终有很大希望得到一个较高可信度、较高满意度的结果。
 

　　事实上，这就是行政主导的事故调查处理机制的特点。发生大事故时，只有政府有足够权威充当“终结者”角色，来迅速平息事态，缓解民众紧张心理，求得社会谅解，为未来发展创造积极的局面。然而，要完全达成目标并不容易。毕竟，大事故的调查需要专业的技术支持，鉴于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大事故还会牵连太多的社会神经、复杂的利益关系。行政主导型的事故处理，押上的是政府信誉。其副作用是，任何处理不当都会招致政府信誉受损。
 

　　中国当下的安全事故调查机制是典型的行政主导型。中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按事故造成的损害，分为特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四级。特大事故由国务院或其授权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重大事故、较大事故、一般事故分别由事故发生地省级人民政府、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事故调查组的组成，一般包含有关的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会方面的人员。
 

　　对事故调查最核心的要求，莫过于中立、公正、客观。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往往会有一个阶段，会比较频繁地发生事故。政府作为许多事情的“最后负责”人，不可能为每一起事故担保，并承担信誉受损的风险。因为，政府信誉的不断下滑，将会是整个社会的噩梦。
 

　　从1970年代开始，许多发达国家成立相对独立的事故调查机构。特点之一是，即使他们挂靠于某个政府部门，法律也会赋予其不受任何政府部门干预的调查权力。特点之二是，突出司法在事故调查中的作用。经验证明，绝大多数大事故包含着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人为疏失。发达国家的事故调查机构，往往能和司法部门无缝对接。
 

　　中国当下的事故调查机制有相当合理性，因为政府在权威性、法律制度、占有资源、行动力等诸多方面拥有压倒优势。但相应地，也会天然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在一些生产安全事故中，由主管政府或部门主导的调查难免会产生瓜田李下的联想；比如很难保证地方出于政绩、护短等心理出现包庇隐瞒的情况；再比如在中国特殊的行政权力系统中，出现因涉事企业与地方政府行政级别相当或更高而拒不合作的情况……
 

　　克服这些弊端，不一定立刻建立独立的事故调查机制，可以选择强化司法介入。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检察机关已经逐渐成为事故调查组的常客。从那年开始，信宜紫金矿业尾矿垮坝事件、上海静安大火事件、温州7•23动车追尾事件等等诸多大事故，都可以看到事故调查组组成名单最后那一句：调查组还邀请检察机关派员参加。
 

　　但这还不够，中国当下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注定了，绝大多数安全生产事故必然包含着犯罪的因子。从犯罪调查的角度，第一时间进入现场至关重要，公安、检察机关在事故调查组的分量必须得到强化。作为制度进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大事故调查，应该不仅可以惩治直接肇事者，更应可以将那些作出致命决策、乱指挥的庸官与昏官，绳之以法。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96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