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自由言论是监督和防止权力腐败，保持权力透明的关键环节
 

　　公共生活为什么需要自由的言论？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几乎都涉及了两个与好社会有关的理由：1.好的社会应该有以公民为主体的自治；2.好的社会群体需要追求真理（真实）。
 

　　事实上，政府也乐意看到公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乐意见到社会群体自己去追求真理。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把言论自由看作具有整体意义的，人的自由价值的重要部分。它强调，缺少了任何一种自由，或者任何一种自由受到不当限制，自由便不能保持完整，甚至会逐渐丧失。杰出的捷克斯洛伐克裔导演米洛斯•福曼（Miloš Forman，影片《飞越疯人院》、《莫扎特》的导演），1996年拍摄了《性书大亨》(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影片主角莱里•弗林特（Larry Flynt）是经营色情杂志的出版商，福曼竟然为这样的人做言论辩护，引起社会的争论。
 

　　福曼在一次访谈中说，年轻时，他连走近色情杂志店都会有罪恶感，但这并不影响他为弗林特的言论自由做辩护，“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与福曼自己曾经失去自由的经历有关。小时候，他生活在纳粹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眼睁睁看着父母被纳粹从家里带走。他躲在壁橱后的暗室里躲过一劫，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他深知自由的可贵，知道自由是一点一点丧失的，以至于荡然无存。自由是一个整体，人要么自由，要么不自由，任何一点自由的丧失都可能成为完全失去自由的开始。他拍摄《性书大亨》是为了让观众知道，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定下来的公民自由权利是有代价的，它必须能够容忍一些坏的东西混进来。福曼的自由言论观初看似乎有些极端，甚至荒谬无稽，但却包含深刻的道理。正如“性书大亨”弗林特自己所说，我是最低俗的，连我的自由都能得到保护，你们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对追求真理的理想来说，言论自由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找到真实知识的可靠途径，这样知识也被称为真理或成熟的知识。人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就是把自由的言论当作通往真实的途径。康德、密尔、罗尔斯等许多思想家也都表达过这样的看法。真实而成熟的知识对于民主政治是非常重要的，自由的言论也因此成为民主政治的核心。言论自由起着三个关键作用：第一，让公众知晓政府的政策运作；第二，向政府传达人民的意愿；第三，允许人们思考和讨论政府的政策和官员的作为。自由言论因此成为监督和防止权力腐败，保持权力透明的关键环节。
 

　　公民自治和追求真理的自由言论还能起到可贵的国民教育作用，它让人养成一种与自由、理性相一致的人格精神。它让人变得智识独立、道德投入、政治机敏，让他们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如果多数国民缺乏这样的品格，那么社会将充斥唯唯诺诺的阿谀奉承之徒。那种谄媚、虚伪、奴性、偏执、思想空洞的“盲众”，是没有政治活力的。在公共事务面前，他们要么盲目顺从，要么逃避和隐匿，他们看有权者的脸色行事，既不知道如何说话，也无话可说。试问，这样的“盲众”对社会能有什么好处呢？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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