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谴责每一个具体的恶
 

6月7日，工作人员在厦门公交起火爆炸现场进行侦察，燃烧后的公交车只剩下空壳。

6月7日18时20分许，厦门市一快速公交行驶至蔡塘路段时突然起火，致47人死亡。

（新华社/图）
 

　　每减少一个具体的恶，即可使恶势力退让一分
 

　　近一段时间，此起彼伏的暴力事件让整个社会不安，媒体、意见领袖纷纷反思暴力事件背后的成因。从一系列的偶然，追问事件的必然，这永远值得提倡。但舆论仍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那就是热衷于对抽象的内容进行否定，却忽略了对具体的恶的否定。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恶，每一个具体的恶都有它的成因，但是，因了这些成因，具体的恶就可以开脱、就可以免责、就可以获得同情甚至获得支持吗？
 

　　二战后人们就面临了这样的道德困境，那些仅仅是执行上级罪恶命令的人，他们所做的恶，可以被理解甚至可以被宽恕吗？西蒙•维森塔尔在其《向日葵》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濒死的德国伤兵在集中营请求一位犹太人的宽恕，一次他们受命把几百个犹太人烧死，跳出火海的一家人仍然遭到他们的射杀，火光中，那位长着黑头发、黑眼睛的孩子却让他永远无法忘记……纠结作者一生的是：当时该不该宽恕或者是否有权利宽恕？作者把这个问题采访了许多知名人士，也留给了读者。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是另外一本书——美国作家约瑟夫•E•珀西科的《纽伦堡大审判》，当时国际军事法庭也面临类似的法律困境：那些仅仅是执行上级违法的命令的人，可以免除刑责吗？固然，军队必须建立在服从命令的基础上，但问题是如果所有执行命令的人都可以免除刑责，都可以把责任推到下达罪恶命令的上级，那么，一直推上去，整个德国是不是只有希特勒承担刑责？
 

　　在一件件城管暴力执法的案件，人们都可以找到诸如体制、队伍等原因，因为社会各种矛盾往往都到城管“转移支付”，城管面对面背负着官民冲突的情绪出口，但这一切就是可以开脱具体的城管人员暴力执法的理由吗？全国有多少城管，但不是每一个城管都会让瓜农倒地；全国有多少拆迁，但不是每一次拆迁，都有铲车下的冤魂。
 

　　如果我们不能容忍因为上级的恶下级就可以执行恶，那么我们可以容忍一个受了冤屈的人，可以向别人作恶吗？假如别人欺负了你，你就可以欺负别人吗？那些向无辜者纵火的行为，即便是纵火者因为同归于尽看不到一切，但是，舆论看不到每一个纵火现场，都有试图跳出火海的黑头发、黑眼睛吗？
 

　　每一个的恶都有原因，但所有的恶都没有理由。不能因为恶来源于上方，我就有义务恶；不能因为别人都这么恶，我就有资格恶；甚至不能因为有人对自己恶，我就有权利对别人恶。
 

　　所以，必须谴责每一个具体的恶。因为所有的恶最终都是具体的恶，如果没有一个个具体的恶，就没有整体的恶、抽象的恶，事实上，无论是腐败的体系、堕落的阶层、不公的社会，都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恶来发挥其效力的，如果我们无法杜绝全部的恶，那么就让我们尽可能地减少一个个具体的恶吧——每减少一个具体的恶，我们就可以使恶势力退让一分。
 

　　所以，必须谴责每一个具体的恶。如果对生命的尊重必须具体到个位数，那么对罪恶的谴责也必须具体到个位数。对每一个冤假错案，不能只叩问司法体制，也需要启动个案追究；对每一个刑讯逼供，不能只反思“某某模式”，也要死磕所谓立功获利的“英雄”；对每一次殃及无辜，不能只纠缠这一个生命受到的委屈，也要追究他对其他生命进行的伤害。没有一个生命可以无辜受到伤害，哪怕你高举再正义的旗帜。
 

　　其实，谴责具体的恶，不会代替对抽象的恶进行否定，不会减弱对整体的恶进行抨击，甚至可以更加深入地对全部的恶进行反思。对一场浩劫的反思，如果只归咎于一两个人，只停留在体制体系，而不能具体到每一个恶、每一个灵魂，这样的反思是不可能彻底的。如今，一些意见领袖喜欢用冤屈作为舆论武器，殊不知，对正义的呼唤，不止限于冤屈，也覆盖无辜，甚至惠及任何有罪之身。即便是罪恶滔天的死刑犯，也要尊重他的临终告别权。
 

　　保护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合法权利，哪怕他是罪犯，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同样，谴责每一个具体的恶，无论它有什么成因，才是真正的正义舆论。
 

　　（作者为厦门卫视总监）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93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