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改变“权力造富”是一场转型硬仗

　　2013年5月11日，在出席《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时，83岁的吴敬琏谈到：“中国改革还走在半路上”、“许多旧体制、旧思想和旧路线残余仍将继续成为改革的阻碍”。这位中国改革的全程参与者和推动者提醒国人：改革仍在过大关。

　　何谓大关？是关系改革成败的大考验。过得了这个关口，中国就将走出“历史三峡”，涅槃重生；过不了，追求了一百七十多年的新民新国之梦，就可能还会遭遇重大挫折。

　　邓小平曾说：如果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这种“结果主义”的标准，简单易行，值得进一步分析。

　　诉诸常理常情，对正当致富的人，有人即便眼红，也大致可以接受，甚而奋起直追。市场经济的妙处，恰在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使穷孩子也有机会靠自己的努力超越富者。合法创业，如马云通过“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而成为富人，恰是繁荣经济、减少贫富差距的枢机所在，是明明白白的先富带动后富。对最弱势者，尽可通过税收法定的二次分配与社会慈善加以救济。

　　如吴敬琏所说，当前真正的危险在于“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比起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都要强得多”。“权力造富”恰恰是反市场经济的，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核心机制。甚至，连二次分配和“社会慈善”，也可能被滥权者扭曲为聚集财富的“白手套”。

　　市场改革所要过的大关，一是保护人民的土地等财产权利，清理一切所有制歧视，让人民通过市场自由创富；一是消除利用权力聚集财富的各种门道：包括操纵股市的各种内幕交易；将公共资产“化公为私”的资产大挪移；对土地的强取豪夺；通过各种市政工程将财税转移到私人腰包等等。

　　当然，决不是说权力一无是处。回顾1978年以来，让各级权力正常工作，恰是改革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核心成果，是领导人正常退休与权力可预期的交接班制度。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在土地、户籍、所有制等方面给人民松绑，减少国人自由自发地追求物质和精神幸福的各种人为阻碍。其核心成果，是人权入宪与财产权逐步完整并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

　　正是在权力正常化和权利正常化这两个大格局下，中国才有今天的成就，也正是这两个正常化还没有彻底做到，才造成了今天所面临的种种挑战。改革所要过的大关，就是继续完成这两个正常化。

　　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权力与权利的正常化可谓相辅相成。但改革不可能永远处于蜜月期，在权力与权利分别归位的过程中，两者逐渐产生摩擦。自双轨制起，权力与市场之间的结合，已经呈现巨大诱惑力。一个批条，一个指标，“利用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力量”显露无遗。从国家统制到市场经济，一些不受控制的权力，逐渐由昔日的“润滑剂”，演化为通过各种设租机制来主动造富的“印钞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3年复旦大学等高校有2名博士、119名硕士报考上海城管就不奇怪了。2012年3000本硕争当哈尔滨市清洁工，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权力造富”的强大引力下，对一些毕业生，编制梦，才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就业梦。当然，从清洁工做起还是苦了点，能从副镇长副县长做起更好。最近一则“儿子接班老子，27岁当上副县长”的新闻，盖过湖南耒阳市原市长的80后女儿“接班”任职该市副市长的新闻，成为“官二代”的新鲜案例。以“权力聚集权力”，老子英雄儿好汉，是比以“权力聚集财富”更原本的创富“永动机”。

　　对那部分滥权者而言，这当然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是从政府与市场双重取利的最佳点，因此也是停止改革的最佳点。正在发展壮大的社会自然不会答应。让人警醒的是，这种新权力阶层的产生，从根上伤害了基本的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对凝聚民心，对改革能否闯过大关，对国家政治伦理，会带来重大危害。中国大转型不能就此止步，改变“权力造富”，是已经火烧眉毛的一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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