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甫律师-我辩护

厦 门 故 事 （四）

                     ——寸土必争（上）

　　9月2日庭审，硝烟四起。我这个被称为死磕派但对“死磕派”名称颇有微词并经常以温和派自居的律师，转眼成了另一个杨金柱。一天的庭审，我举手反对、抗议数十次，虽然每一次反对和抗议都让我深受折磨，但为了无辜的当事人不被入罪，我别无选择。很多年前，我刚做警察时，邻居大伯曾对我母亲讲：他的样子生来就应该拿笔杆子，怎么能让他拿枪呢？可现在，即便我辞掉警察工作做律师多年，也经常会在强权把控的司法面前身不由己，不止一次成为战士。

　　辩护，从旁听权开始

　　林进发是男人，有妻子儿女亲朋好友，自从4月13日他被纪委带走，家人已有近5个月没能见他；林进发是社区居委会主任，案件缘起潘涂人集体土地维权，近万名潘涂人对林进发案开庭审理高度关注不难想象。但林家人庭审前仅领到5张旁听证。

　　上午开庭前，厦门市思明区法院（同安区法院以思明区法院距离厦门市第一看守所距离近、安保方便为由将开庭地点安排至思明区科技法庭）门口，数百名潘涂社区居民和林进发、林连友（第二被告人）亲属在安检通道外与法警高声交涉，要求进入法庭。

　　当合议庭两名法官、一名人民陪审员落座、开庭法槌敲响，我发现旁听席40个左右的座位大部分空着。我举手发言并向审判长提出，《刑事诉讼法》第182条所规定的公开审判原则，旨在以公开促公正。现在旁听席有大量的位置空着，而法院外又有大量的被告人亲属和社区居民不能进入法庭旁听，希望合议庭首先解决好这个问题。审判长庄磊说，根据最高院的相关规定，法院开庭时可以以发放旁听证的方式限制旁听人数。我当即反驳，限制旁听人数规定的适用前提是旁听席数量有限，但现在大量的旁听席空着，想旁听的人却进不来，这是对最高院规定的违反，也使公开审判原则被虚置。审判长表示，该问题合议庭已经释明，不再讨论，继续开庭。但隔了一会儿，当我再看旁听席时，已经坐满……被告人亲属和一些村民已陆续进入法庭旁听。

　　解除械具

　　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进入发问环节。被告人林进发仍然戴着手铐站着受审。我再次举手发言，要求法庭为被告人解除械具，让被告人坐下回答问题。审判长表示，法律并无此规定。我则表示，在我出庭辩护的所有案件中，没有一次被告人是戴着械具并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法院作为司法裁判机关不能以有罪推定的方式示人，更不能有失人道。这一次，审判长接受了我的建议，命令法警为被告人解除械具，但受审席并没有椅子，当我准备就此问题继续发言时，见一名法警搬来一把椅子让被告人坐下并示意他继续回答问题。

　　没有打，就等于没有刑讯逼供？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审判长问林进发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是否有意见。林进发表示了异议，并详细叙述了案件始末——林进发代表村委会与林连友改签承包合同是事实，但改签合同的时间是2009年，并不是起诉书载明的2010年。林进发回忆，居委会2009年7月换届选举前一两个月，林连友来找他，要求将自己于1997年签订的期限为20年的承包合同改为与村民林建的承包合同一样的版本。林进发问林连友，合同还没有到期，为何要改？林连友表示，林建的合同2006年就改了，自己因为与当时的村主任有矛盾才没有改，现在要求改为与林建等其他承包者一样是为了公平，也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林进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自己还与林连友开玩笑说：你是怕我这个主任这次选不上了么？公诉人问林进发，为什么当庭供述的时间与笔录上的2010年不一致。林进发解释，制作笔录时他说自己记得是2009年，但办案人员说，林连友（第二被告人）供述改签合同时间是2010年，办案人员要求他必须和林连友说的时间一致。而被告人林连友也当庭供述，在制作笔录时自己也记得是2009年，但办案人员告诉自己，林进发供述是2010年，自己便按办案人员的要求供述为2010年。林进发继续指出，他与林连友协商合伙种植油茶的时间是2010年国庆之后。他记得，当时是2010年国庆假期，林连友和另一林某约自己一起去三明市考察油茶种植情况，因自己当时刚买了新车，也想去高速跑一跑，就一起去了。从三明市考察回来，三人才确定了合伙。也就是说，合伙投资是在改签合同一年之后，根本不存在改签合同是为了多拿土地补偿款的问题。

　　由于本案被告人当庭供述与起诉书指控事实严重不符，公诉人开始就此问题向被告人发问：办案人员有没有打你？林进发回答：没有。公诉人接着说：那就是没有刑讯逼供。我立即举手反对，我指出，《刑事诉讼法》第5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5条明确规定了，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公诉人以“没有打”为由认定不存在刑讯逼供，是对法律条文的认识错误。被告人本身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公诉人“没有打”即为没有刑讯逼供的说法是欺被告人不懂法律而偷换概念的诱供行为。我的反对得到了审判长的支持，审判长要求公诉人注意发问方式。

　　我发问期间，曾问林进发，既然他记得是2009年5、6月份改签的合同，为什么纪委办案人员让他说是2010年他就说是2010年?林进发详细叙述了在纪委的26天里，前5、6天不能睡觉，后来每天只能睡2-3个小时，在那炼狱一般的26天里，他不止一次感到自己就要死去，为了能睡一会儿，办案人员让他说什么他就得说什么[详见厦门故事（二）]。期间，审判长庄磊曾打断我的发问，让我不要问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我回答，虽然庭前会议上控方已表示不再举纪委办案期间的证据，但林进发在检察院所做的供述，尤其是5月9日早上刚被带到检察院的供述，依然是在被严重剥夺休息权的基础之上做的。检察院带走他后并未立即让他休息，而是在5月9日当天充分利用被告人林进发被纪委工作人员长期折磨后的羁押性反应和恐惧提取了与案件事实不符的不利于被告人林进发的供述，这个问题对帮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至关重要。庄磊审判长允许我继续发问。

　　中午12：00，合议庭在发问环节结束后宣布休庭。

　　经过一上午的法庭调查，案件事实基本厘清：1、林进发代表居委会与林连友改签承包合同的时间是2009年5、6月份；2、林连友要求改签合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与其他承包者享有平等的待遇，从合同内容来看，改签后的合同内容也与其他承包人的合同内容一致；3、林进发与林连友合伙投资山地的时间是2010年国庆节后，合伙投资时并不知道合伙投资地块将被征收；4、林进发知悉合伙投资种植油茶的山地将被征收的时间是在2011年年底他陪同镇领导去看“放量”。

　　13点20分，午饭后去法院的路上，助理姚律师说，熬了这么多天，中午也没休息。我回答，我希望中午休息时间越短越好，因为上午查明的事实对控方很不利，这种情况下，案件始作俑者会利用中午吃饭时间与控方紧急商讨接下来的庭审如何对付我们，如果我没有猜错，他们已经商量好了，就本案控方证据来看，我想不出他们还有什么好办法把这个案件继续办下去，所以，我担心下午庭审控方会耍无赖。

　　很不幸，我的担心下午一开庭就成为现实。

　　……

　　厦门故事（五）将于明晚发出

　　相关链接：
　　厦门故事（一）——村集体土地蹊跷变国有，林进发涉嫌贪污案缘起
　　厦门故事（二）——林进发在办案基地的26天不眠之旅
　　厦门故事（三）——追寻法律的力量
 

　　本文由杨金柱律师博客、陈光武律师网站、王甫律师新浪、搜狐、网易博客同时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