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雷洋案能成为法治进步的契机吗？

 

    几天前，一位网友在微信上问我：“张老师，在雷洋案发生后，有不少人，甚至包括一些法律学者，都在呼吁当局公正处理此案，并希望此案能成为法治进步的契机。但我觉得，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所谓法治进步不过是痴人说梦。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我当时回答说：“这些人对法治的认同和向往，是真诚和令人感动的。但一个人对法治的向往越真诚，就越难以接受法治缺失的残酷现实。虽然有些人不愿回避现实，而是深入思考法治缺失的根源，并试图努力让现实有所改变，但也有些人会试图通过逃避现实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安慰和自我麻醉。这种逃避现实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公共讨论中总是假装中国有法治。”

 

    上面的回答当然过于简单，且有几许调侃成分。但我希望这篇小文章，能发掘有些人总是假装中国有法治的认知根源，并揭示这些人的认识偏差到底出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即使是在专制和独裁国家，掌权者也必须依赖众多成文的和普遍适用的法规，来贯彻自己的统治意志。这些法规通常要发挥以下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对民众和社会实施管理和控制，以确保自己的统治不受反抗；一是对下属官僚加以约束，以确保他们在履行职责时能依照既定的程序行事。

 

    这些制定和发布法规的掌权者，总是既希望下属和民众能规矩行事，
又希望保持自己超出法规、不受法规约束的特殊地位。这就意味着，在一个专制或独裁国家，存在着两种相互冲突的趋势：一方面是普遍规则的制定和官僚体系运行的程序化、理性化；另一方面是无视规则的专断权力时不时的肆意妄为。而在两者出现冲突时，专断权力的肆意妄为，总是会战胜社会治理的程序化和理性化。

 

    因此，大家就不难发现，在今天的中国，各个领域都有不少已达到现代水准的法规，但这些法规却时常被权力无视与践踏。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在官僚体系之中，不同层级的大大小小的头目们，一方面自己总是肆意妄为，一方面又对下属们三令五申，要求下属们严守法纪。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手电筒效应”: 即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那些总是假装中国有法治的人，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只注意到普遍规则的制定，以及这些规则所包含的对治理程序化、理性化的要求，却没有注意到这些规则的严格适用，与专断权力的存在是完全不相容的。他们总是希望掌权者能主动接受规则的约束，却不明白掌权者制定这些规则，本来就不是为了约束自己的。

 

    每当有热点案件发生，这些人都希望这些案件能成为法治进步的契机。“以个案促进法治”的说法，几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和话语模式。但这一说法，实际上是对法治原则缺乏深刻体认的产物。

 

    法治作为一项普遍的原则，不可能通过对个案的例外或特殊处理（不管这种处理本身是否公正）得以实现，因为两者根本就是相互冲突的。关于雷洋案，我记得有人曾说过，“因为高层领导的关心，案件一定会得到公正处理”。这样说话的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领导的特别关心，既与案件的公正处理相矛盾，也与法治原则相违背。

 

    事实上，法治无论是作为一项原则，还是作为一项制度，或是作为一项价值，它的实现都包含了对政治权力结构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只有在一些特定的政治条件得到满足时，法治的实现才有可能。这些条件至少包括：自由竞争的民主政治，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等。

 

    在这些条件缺失时奢谈法治进步，确实无异于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