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宁杀人案判决前后

7月28日，张永明出庭受审

    7月28日，云南昆明中院开庭审理晋宁县张永明故意杀人案。

    法院认定，2008年3月至2012年4月期间，张永明杀害11名被害人并分尸，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罪不可恕、法不容留。法院一审判决张永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凶手被判极刑，但是，受害人家属们心里的疑虑和悲愤仍未退去：张永明为何杀人？受害人家属应该获赔多少？法律援助是否可以更有效？警方相关责任人是否应该被追究渎职之刑责？

    目前，案件已过了上诉期。张永明没有提出上诉，多数受害人家属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也已表示放弃上诉。

    动机之问

    “被告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手机、衣服、盆罐、锤子……当一件件物证出现在庭审现场时，受害人家属们震惊了。

    受害人马云龙的母亲当庭昏倒，随后被120急救车送去医院。在此之前，她第一次听说儿子遇害的消息时，曾突发脑梗塞昏倒。

    这是7月28日出现在昆明中院审判庭的一幕——“昆明晋宁特大系列杀人案”在此审理。

    法庭上，检方指控被告人张永明残忍杀害11人。

    张永明当庭供认了8名受害人的遇害情况，其中，在晋宁晋城镇南门村鑫云冷库附近的桉树林，他杀害7人。

    根据他的供述：

    年仅14岁的谢海俊被杀死在桉树林旁土路上，时间是2011年1月27日。“当时他上坡，我下坡，我伸手去捏他的脖子，然后按在地上，捏了大约3到5分钟，人就死了。”

    另一受害人李桐的遇害情节与此类似，遇害时间是2011年9月16日。

    胡兴越2011年8月7日遇害，当时他在树林里上厕所。“迎着他的正面走过去，走到他一侧后，我把系在腰上的皮带解下来，套到他脖子上，接着又绕了一圈，然后使劲勒，他刚被勒住的时候，还用手来掰我的手和皮带，后来就不动了。”

    这样残忍的情节，在法庭上一一呈现时，受害人家属们压抑不住悲愤。

    有3名受害者的情况，张永明称自己没有印象了。“我不记得杀了多少人，去我家数一下衣服、内裤和鞋子，有多少套，就说明杀了几个人。我现在不想说了。我不说连判决书都不好写。”

    这让受害人家属们尤为愤怒，他们要求直接发问：“你为什么要杀害我的孩子？”

    法庭没有允许。

    检方也没有提及凶手的动机。部分受害人家属的代理人——由政府部门安排的法律援助人员，当庭也没有就此询问。

    部分受害人家属对记者说，如果张永明不判死刑，他们很难接受，但是，他们想弄清楚他为什么要杀害他们的孩子，另外，张永明说已经记不清自己杀了多少人，那么他到底杀了多少？

    昆明中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也没有提及张永明的行凶动机。

    北京中关律师事务所朱明勇律师认为，根据刑诉法的要求，对这样一起系列杀人案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仅要查明案件事实，还要查明犯罪动机、手段和情节。

    朱明勇分析了案件的一审判决书，他认为，从判决书分析，全案证据种类较多，但是，证言几乎全都是受害人失踪的证言，辨认几乎全都是对受害人物品的辨认，鉴定几乎全都是对受害人身份的鉴定，其中，唯一能证实受害人与被告人有关联性的，就是受害人遗体存放的地点，而最关键的杀人情节，除了被告人自己的供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证据。

    他认为，如果是单一的报复、抢劫或因情杀人，结合相关证据，基本可以判断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但是，这起案件涉及到11人遇害，且受害人无一与被告人有任何关联，因此，对于这起没有任何明显动机和目的的杀人事件，需要深入调查和研究。

    “这个案件留下的是一种结果，而真实的过程仍是一个谜，”朱明勇说，“被告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补偿之问

    “一个孩子就值3万？”

    这起特大系列杀人案件，目前查明的11名受害人全是男性，除了一名41岁的农民工外，其他人在14-22岁之间。

    朱明勇和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长沙）律师刘章武都认为，受害人家属有权知道杀人者的目的，而法院也有义务告知。

    但是，7月29日，开庭第二天收到的判决书让家属们很不满意：

    11名受害人的家属们共提出550万元民事赔偿金。其中，刘熙父母请求的人身死亡赔偿金是按去年云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722元计算，20年一共94440元，精神赔偿金是20万，外加丧葬费2万、赡养费20万、抚养费36万，总计请求赔偿87万多元。刘熙的父亲刘得林说，他也不知道死亡赔偿金等费用具体应该怎么算，诉讼请求是花100元请宣威的律师写的，他自己也觉得差不多要赔那么多钱。

    法院一审判决书驳回家属们的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失费，只支持赔偿丧葬费每户20189.5元，以及酌情支持每户交通费、误工费、食宿费15000元，每户共计可获得35189.5元经济赔偿。

    “一个孩子就值3万块钱？这叫人怎么接受？”受害人胡兴越的父亲胡仕平对判决不满。

    ——在胡兴越尚未确定遇害时，本报记者于5月下旬见过胡仕平，47岁的他还是一头黑发，而到了7月29日，他已是满头白发。

    关于对家属的经济赔偿问题，法院参考了《2012年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关费用的计算标准》。丧葬费根据统计局发布的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按6个月计算。

    法院认为，因为被害人系未成年人，不存在抚养他人的情况，因此，法院不支持对赡养费的诉请。

    有受害人家属提出，自己抚养孩子一二十年，存在抚养费；同时，孩子失踪后，他们寻人也支出了费用。

    对此，法院认为，这并非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予支持。

    律师刘章武认为，从情理上，任何人都无法接受一条人命仅赔3万多元的事实，但是，法院这次判决驳回受害人家属的诉求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精神损失赔偿确实不属于刑事案件中受害人赔偿的范围。但是，如果家属在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中提出“死亡补偿费”的诉求，他们可能获得按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的等价补偿。

    事实上，受害人家属大都分不清“死亡赔偿金”与“死亡补偿费”的区别——他们没有人掏钱请律师，也没有获得相应的法律援助。

    法援之问

    “我们本想请律师，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7月29日晚上9点，受害人刘熙、马云龙的家属开始走动，希望找个律师把大家的想法表达出来。

    晚上10点，刘熙的父亲刘得林接到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电话：“你要写起诉状吧？我问了好几家都不写，写了也不起什么作用，早点休息吧。”

    刘得林介绍，自5月27日接到孩子遇害的通知后，政府的工作人员一直跟随在他们家属左右“照顾”，之前，政府的工作人员到了他的老家，给了他父母500元，说是让“保持电话畅通”，后来，工作人员还打算住在他家，但由于他家条件太差，就住到了宣威县城。

    受害人马云龙的家里也有4名固定的政府工作人员。“几乎天天在身边，我妈突发脑梗塞被送进医院，他们天天在医院陪着，食宿都是他们负责。”马云龙的哥哥马云春说。

    6月13日，工作人员找到11名受害人的家属，给了他们每户20万元，说是“政府给的家庭困难救济金”。

    刘熙的家属介绍，政府的工作人员强调这不是赔偿，也不会影响法院判决。“他们要我们去乡政府拿的，还给我们买了两袋米、一串香蕉、一个西瓜。”刘熙的母亲张红群说，“政府的人在这方面挺好的。”

    然而，部分受害人家属对7月28日举行的审判有不满之处。

    7月28日开庭，7月24日突然收到传票。“我们本想请律师，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马云春说。

    受害人陈涛的家属请了知名维权人士蔺文财作为代理人。7月26日，双方签订了委托书，但他们刚刚签完字，陈涛的家属就接到政府工作人员电话，要求他与蔺文财解除委托。

    蔺文财说，之前还有两名受害人的家属也说要请他，但只是通了电话，没见面。

    胡兴越的家属聘请了代理人，这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帮他们请的，对方是晋宁县法律援助中心人员。

    7月29日，记者看到由代理人起草的刑事附带民事诉状，其中有这样的表述：“胡兴越于2011年8月7日上午不慎在晋宁县晋城南门村委会走失。”

    对此，胡兴越的父亲胡仕平说：“我儿子明明是在鑫云冷库附近上厕所，怎么是不慎？张永明要杀他，他要怎样做才对呢？”

    追责之问

    警方相关责任人是否应该被追究刑责？

    庭审第二天，所有受害人的家属都收到了一份相同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其中，受害人马云龙的家属另收到了一份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

    马云龙的家属在起诉书中提出，事发后，晋宁县公安局局长达琦明等12人只是被免去职务，他们应当被追究刑责。

    “因为这些公安没有把失踪案件的线索进行关联考虑；没有对一名有犯罪前科的重点对象进行重点监控；没有能够根据报案情况及早向市民发出预警信息，提醒市民做好相关防范。”起诉书中这样说。

    从公安部的通报，结合受害人家属反映的情况，这起特大系列杀人案从最初出现孩子失踪起，家长们都向警方报了案，但是，警方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其间，有家属提出张永明存在重大嫌疑：一是张曾杀人碎尸，二是张曾勒过孩子。但警方认为“张永明是神经病、变态，没有人跟他讲话，他是跟孩子开玩笑”，因而没有对张永明进行调查。

    直到第11个受害人韩耀失踪，他的家长联系另外7名受害人家长给警方施压。5月3日，昆明警方成立连环失踪案专案组，5月7日将张永明抓获。

    “警方不愿意正视这一案件，才导致了这么残忍的事情发生。”马云龙的父亲马红兵说，让他痛心的除了孩子惨遭杀害之外，还有自己去派出所报案时的情景，“他们把脚搭在办公桌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而当时我们那么焦急。”

    现在，他们要求追加12名公职人员刑责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

    刘章武认为，控告公职人员失职，确实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内容，家属们可向检察机关另行控告，如果检方认为确实构成犯罪，可以立案侦查。

    朱明勇对此案的法律程序也存在一些疑问。尽管法院判决书引用两名证人的证言称，“张永明是个正常人，生活能力正常，只是性格有点孤僻”，但是，朱明勇认为，应该给张永明作精神病司法鉴定，“如果凶手是精神病患者，社会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朱明勇说。

    “人们似乎急于通过一个审判，迅速了结一个罪恶的生命。但凶手是否杀了更多的人呢？那些没有报告的失踪案件，是否也与凶手有关？如果有关，将来那些冤屈又怎么认定？”朱明勇说，“凶手本人判死刑不冤枉，但从全案来讲，迅速判死，不利于其他社会利益的平衡。”

    8月7日，蔺文财对记者说，一名曾被张永明勒过的孩子的家长正跟他联系，“这孩子后来经常做噩梦，精神受到影响”。还有，数名失踪孩子家属也希望他帮忙维权，这些孩子失踪的年龄、地点和死者相似。

    8月7日也是十天上诉期的最后一天，记者联系了多名受害人家属，他们均表示放弃上诉。马云龙的家属则表示，他们还在搜集公职人员失职的有力证据，可能会另行控告。